沂蒙精神不仅是革命精神，更具有国家和民族精神的特质。她之所以引起社会的长期关注，并在不同时期凸显出强烈的时代特色，主要是她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纲领和理想宗旨，体现了党的优秀品质。她有力地证明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巩固，同时也回答了我们党的执政前途如何保证的问题。

一、创造主体的广泛代表性而不是群众化

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沂蒙精神，有些人认为，它只是一种“群众精神”，是人民群众的行为壮举。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首先，人民群众没有那么傻，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民群众不会盲目为某个党派去拼死卖命。其次，事实也的确如此，是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生存的希望。所以，2013年冬，习近平总书记来临沂考察时，对沂蒙精神概括出两句话：“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深刻地揭示了沂蒙精神产生的本源：她是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

（一）人民群众是我们党发家的根本基础

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有自已的宗旨，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思想、意志、愿望和要求，即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因此充分地相信和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最终实现自已的理想。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人民群众是生产者和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和主宰者。几千年中国的王朝更迭，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进行的。他们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自觉摧毁旧生产关系的变革者，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人民群众就会自然地起来反抗。

我们党自诞生那天起，就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不仅要靠人民群众的人力、物力支持，更重要的是靠人民群众的人心支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勤俭建国到改革开放，如果不是依靠人民群众那将是一事无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斗争双方输赢的根本因素。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只向人民群众索取，更不是发号施令。而是把理想和希望全部寄托于人民群众，把心交给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战争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异常艰险，经济条件极端困乏，沂蒙根据地却克服重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靠得是什么？就是靠人民群众。从党的最高领袖到地方党政干部，从军队的最高元帅到普通士兵，有了事情找群众，遇到困难问群众，不懂不会学群众，真正同人民群众一个锅里摸勺子，一张桌上动筷子，一个炕上盖被子。不分你我，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日本鬼子“扫荡”进村，给女八路脸上抹把锅灰，就成了房东家的女儿，地下党员换件衣裳就是房东家的亲戚。凶残的敌人经常采用只认领自家亲人的手段来暴路八路，人民群众则宁肯舍下自已的孩子和亲人也要把八路领走，致使自已的子女和亲人残遭杀害。在这里，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老百姓，以诚心换诚心，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二）我们党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

共产党要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就成了我们党全部工作的中心。战争年代，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怕困难，流血牺牲，为得是把人民群众解救于水深火热之中；建国之后，共产党禅心竭虑，百废兴举，为得是让人民群众尽快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进入新世纪，党领导人民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得是家富国强，民族复兴。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我们党永远坚持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毛泽东提出的。70年过去了，华夏大地上的口号和标语换了又换，而只有这五个大字，始终熠熠生辉，深入人心。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党诞生的根基和成长壮大的依存条件。因此，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实践潜质。

首先，为官者严以律己，不搞特殊化。在沂蒙这块大地上，先后有500多名开国将军在这里转战，有几十万优秀中华儿女在这里奋斗。他（她）中，有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也有普通的党员；有大城市出来的豪门闺秀，也有被逼上梁山的农家子弟；有延安来的高级军事将帅，也有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不管来自哪里，什么身份，地位多高，在人民群众面前，都不会高高在上，摆官架子。而是和当地老百姓一样，穿农家衣，吃百家饭。在生活和物质条件上，从来不搞特殊化。罗荣恒元帅是当时的最高军事领导，也是严于律己的模范。1940年，由于日寇的封锁，沂蒙根据地到了最困难时期。劳累加饥饿，罗荣恒生了重病，仍坚持工作。奥地利国际友人罗生特是这里的医生，感到既心疼又担心，多次要求罗荣恒休息养病，被罗荣恒耐心拒绝后，他感慨地说：“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1941年元旦，几个警卫员到村前的水坑里捞了几条小鱼回来，罗荣恒听说后十分生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怎么能摸老乡的鱼呢？马上放回鱼塘里去！”可是，鱼已经半死不活的了，罗荣恒深切地对战士说：“看吧，鱼离开水就活不成，我们就好比是鱼，老百姓就是我们的水哩！”下午，罗荣恒亲自到老乡家，送上钱又作了检讨。晚上，那位老乡又端来一个水瓢，里边有几条小鱼，把钱朝桌上一放说：“这鱼是自然生的，不是俺养的，您又赔不是又送钱的，俺成啥了？”

1939年秋，徐向前率部驻进沂南县东高庄。他有空就帮房东干活。冬天，老房东麻其咳喘不停，徐向前就把自个的大衣给他披上。麻其说啥也不要，徐向前拉着老人的手深情地说：“俺住在你家，你就是我的父亲，我就是你的亲儿子，一家人可不能见外呀。”麻其听后流下了热乎乎的泪水。

1945年冬天刚打完仗，南方籍小战士聂强元错把房东的饭盆拿来洗脚。陈毅知道后，进行了严厉批评，叫他立即刷净盆子送还原主并赔礼道歉。小聂回来后向陈毅报告说：“我向老乡作了检讨，他没有意见了。”陈毅严肃地说：“我还有意见呢！不能喊老乡，要按山东的习惯叫老大爷、老大娘。”小聂红着脸说：“首长，我记住了。”从此小聂再也没有违犯过群众纪律。

1946年夏天涟水战役，陈毅腿上的旧伤复发，体温急剧上升，连饭也吃不下去了。警卫员于庭信从外边抱回一个西瓜，陈毅问：“哪来的？”小于说老乡地里摘的，因为没人看，给他放了个借条。陈毅听后严肃地说：“小于啊，一个西瓜事虽小，但影响很大。国民党的兵抢老百姓的瓜，我们趁人家不在，摘人家的瓜，一个抢，一个摘，又有什么两样呢？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应该处处爱人民，不能干违犯纪律的事。”听了陈毅的批评，于庭信抱着西瓜就给送回去了。

这些开国将帅戎马一生，住过无数房东，他们都始终如一。这些看似平凡小事，足以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那个年代，是多么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接地气，赢人心。成为人民群众最受欢迎、最受爱戴的党和军队。这和当前那些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的官员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着想。中国共产党不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最根本的还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正是从许许多多共产党员身上，从党的领导干部身上，看到他们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艰苦朴素、大公无私地、忠诚地为人民服务，才萌发了对共产党由衷地热爱和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贞。这是其他任何党派没有做到和无法做到的。

1942年春天，刘少奇来到临沭县朱樊村，亲自组织召开诉苦反奸大会，大力开展减租减息斗争，镇压了恶霸地主，佃农分到了粮食，雇工增加了工资。使长期受剥削压迫的穷苦大众从此翻身解放。朱樊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保垒村。

1942年夏秋，日寇和汉奸疯狂实施“三光”政策，在沂源县三岔乡制造了“无人区”。百里荒野，横尸遍地。是共产党八路军来到这里重建抗日根据地，带来口粮、药品、麦种和农具，帮助逃回来的农民恢复生产和生活，八路军亲自为老百姓拉犁耕种。而他们却穿草鞋、吃树叶，教识字、开晚会、鼓舞人民的士气，无人区重新响起了歌声。

（三）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未来

在沂蒙根据地最困难的日子里，八路军和当地干部与人民群众一样，夏天披蓑衣，穿草鞋；冬天穿破袄，扎裤腿。粗煎饼卷咸菜。夏天修渠，冬天拾粪。一个战壕打鬼子，一个山洞躲“扫荡”，农忙来了能拉犁，有了困难齐上阵。

1939年夏天，罗荣恒率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鲁南，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很大，急需补充兵源。但是当地基层党组织还不健全，招兵条件很不成熟，急得当时的地委书记生了病。罗荣恒亲自召开会议，从主力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群众中，帮助群众收麦子，保卫老百姓的劳动果实，同时组建县乡村三级抗日政权，局面很快打开，临郯苍平原出现“前呼后拥上战场，同心协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主力部队兵源得到圆满补充。

1958年前后临沂地区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全面开花。动辄几万人上阵，地县乡三级领导干部都和民工吃住在工地，村支书直接带领民工干活，没有钢钎，把家里的铁锅拿来打；石料不够，把祖林上的石碑砸了推来用。那时的干部特权，就是吃苦在前，处处起带头作用。在这样的领导干部面前，群众还有啥顾虑的？就是一门心思跟党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正是这种血肉相连的干群党群关系，才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推动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二、创造区域的广阔性而不是地域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人认为沂蒙精神产生在沂蒙大地，所以是一种地域化的精神，在别处不适用。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沂蒙精神的影响，它所表现出的社会感染力，却远远不止于沂蒙本身。而是在全山东、全中国都有很强的代表性。

（一）当时的沂蒙，基本涵盖了大半个山东

从沂蒙精神产生的最初年代来看，沂蒙山区的区位划分，是以山脉水系为主要依据的。当时的沂蒙，北至临朐、南到新浦、东抱胶东半岛、西接新泰，占了约大半个山东。在这宽泛的区域内，有中原文化的渗透，有齐鲁文化的传播，有东夷文化的发轫与积淀。既有大汉民族的聚众，也有少数民族的繁衍。既有传统的内陆风情，也有沿海港口的开放性格。在这样一种民族众多，地域辽阔，思想丰富，社情复杂的情况下，一种思想意识比较集中的社会精神——沂蒙精神诞生，说明沂蒙精神既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接受并向往的先进思想，同时也体现了对其他流派和思潮的统领与包容。

（二）沂蒙根据地与延安紧密相连

战时的沂蒙山区不是与外界隔绝的，相反，却有着千丝成缕甚至是最紧密的联系。首先，它直接受于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非常关心山东抗日形势的发展。1938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指示山东省委：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应以鲁中为中心，依托新泰、莱芜、泰安等地原有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控制蒙阴、莒县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同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山东有3万人枪了，好得很！山东枪多人多，可以发展到10万到15万人枪。”5月19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作基干更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先后派郭洪涛等三批170多名干部来到山东，成为开辟沂蒙根据地的领导骨干。同年12月，中央又指示山东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毛泽东电示中共中央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派张经武到山东。”1939年3月，中央决定八路军115师主力挺进山东，进驻沂蒙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鲁南在日军‘扫荡’后，局面混乱，国民党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第115师师部、第686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此后在长期的斗争中，沂蒙与延安红色电波不断，这里的一举一动都由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

（三）沂蒙根据地的作用是面对全中国

建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是党中央、毛泽东的伟大战略决策。沂蒙山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北接华北、南连华中、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成鼎足之势，是华北、东北与江南连接的枢纽。对于巩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中、华南敌后战场，乃至抗战胜利后我军北上东北、南下江南，夺取全国胜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也正是这样，沂蒙根据地建立后，与日寇展开长期的生死博杀，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主力，有效地钳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极大地减缓了其他解放区特别是延安的压力。抗战胜利后，为东北输送10万子弟兵，成为东北战场的主力军。解放战争中，沂蒙根据地成为坚强的支前后方，男女老少齐上阵，抛家舍业忙支前。车轮滚滚，上百万民工，满载源源不断的支前物资，顶风冒雨，出生入死，随我解放大军北上南下，一直打过长江，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杰出贡献。

三、创造时间的历史传承性而不是断代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沂蒙精神只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对现在的形势尤其是对四化建设不沾边。这种认识也是偏面的。沂蒙精神从产生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她却常讲常新。这是因为，沂蒙精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种发展运动的革新精神，它不只是体现在战争年代，也不仅限于建国初期，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而前进，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它所表现的形式和作用不同罢了。

（一）沂蒙精神产生的根源是中华民族精神

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其实，中华民族精神不只是这些，它含量丰富，博大精深。比如：自强不息、勇于进取；求真务实、忠贞报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博爱、无私奉献等等。（《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沂蒙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现。代表沂蒙精神的这四句话，全部寓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框架中。应当说，沂蒙精神占据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精髓。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弘扬沂蒙精神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二）沂蒙精神产生的条件是中国的实际国情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沂蒙精神正是在中国发生巨大变革时代中产生的。灾难的旧中国，积贫积弱，受尽世界列强的凌辱。沂蒙也和全国一样，在黑暗的制度下，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残酷压榨，横征暴敛，荒时暴月，灾害频发，沂蒙大地经常流亡遍野，民不聊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惊动着沂蒙，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激励着沂蒙。但是，数次的革命失败也在教育着沂蒙。国家的希望、民族的复兴在哪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沂蒙人民看到了曙光。沂水暴动，苍山暴动，日照暴动……王尽美的马列主义传播，地下斗争的峰火燃起，使英雄的沂蒙人民逐渐由迷茫走向清醒，由彷徨走向坚定。顾小家必先保大家，守家门必先保国门。这些简朴的道理，是沂蒙人民从灾难深重的悲惨遭遇中得到的启示。于是就有了乳汁救伤员；就有了舍弃亲人的生命换取八路的安全；就有了“一碗米，做军粮，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大义壮举。正是这种苦难生活激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和励志于革命的实践，才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才换回共和国的诞生。

（三）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变革图强

沂蒙精神之所以有它强大的生命力，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它不断追求革新和进步的内在要求。变革图强，是一切新生事物的先进品质，是人类追求的普遍意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人往高处走，觉悟了的沂蒙人民与当地的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代表着一种新生产力的要求，有着强烈的变革愿望和图强意志，正是这种变革图强的先进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战争年代为了夺取革命胜利，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建国后愚公移山，改造山河；八十年代老区贫困，知难而进，十年脱贫；改革开放后快马直追，大胆创新，建设江北最大的商贸城；树立正确价值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物质富还要环境美，滨河开发，碧水蓝天，一个美丽富饶的新沂蒙引起世界注目……由此联想到国际共运史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联盟崩溃，为什么？就是因为执政党不能适应新形势的严峻考验，执政基础不牢固，导致了执政前途的穷途末路。所以说，沂蒙精神不论从它创造主体的广泛代表性，地域的广阔性还是历史的持久性来说，它不仅代表着过去的创造，更能决定着前进的方向和历史的未来。优良的传统精神一经形成，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都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具有与时俱进的活的灵魂，具有适应新形势，开拓新思维、引领新潮流的特质。

不可否认，近些年来，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一些与党的理想和宗旨背道而驰的问题，先锋队员成了危害社会的蛀虫，人民公仆成了人民的老爷，服务窗口成了社会衙门。这虽然是个别现象，却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使人民群众离党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尴尬，社会上到处流传一些政治笑话就是明证。人民群众一旦对党失去信任，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前途就会暗淡甚至毁灭。针对这些负面消极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进行了急风暴雨式的正本清源，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思想上严警，制度上严控，手段上严惩，使党的肌体受损现象来了个急刹车。与此同时，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政，服务群众，实惠人民，谋划国家和民族崭新的未来。重新嬴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再次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伟大工程，首要的是必须不断加强思想建设，提高政治免疫力。因此，学习和弘扬沂蒙精神，不仅有利于继续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同时也决定着我们党的执政前途千秋万代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