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从沂蒙精神的形成、特质、属性、价值、弘扬、党建、领导学、实践论、以人民为中心等角度,科学解读了沂蒙精神。这些解读符合沂蒙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为研究沂蒙精神提供了新视角,为认知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站位,对提升和拓宽沂蒙精神研究的高度和广度,全面、正确地认知沂蒙精神,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特别是加强党建、改善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解读;角度;意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临沂考察,参观了沂蒙精神展览馆,发表了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从多角度解读了沂蒙精神,对研究、认知、弘扬沂蒙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主要讲了两段话:“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实践经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这次来沂蒙就是看望老区人民,重温沂蒙精神。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这两段讲话言简意赅、寓意深刻。从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考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沂蒙精神形成角度
沂蒙精神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此角度的引申角度是沂蒙精神特质的角度,即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明确指出,沂蒙精神的特质是党群和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二)党建角度
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总结实践经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此角度的引申角度是沂蒙精神价值的角度。沂蒙精神的价值很多,如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价值,等等。其中,党建价值最为突出且十分重要。
(三)沂蒙精神属性角度
沂蒙精神是在“有着光荣传统”的山东革命老区形成的,“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即沂蒙精神属于红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角度的引申角度是沂蒙精神如何弘扬的角度,即弘扬沂蒙精神站位要高,要讲究方式方法,要从沂蒙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和“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角度弘扬沂蒙精神,而且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弘扬,即“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四)领导学角度
沂蒙精神体现了理想的、典型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即“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其他讲话,从领导学的角度考察这段话,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作为领导者的“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二是作为被领导者的“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三是党和人民,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进而铸就了沂蒙精神,因而“可歌可泣”。此角度的引申角度是沂蒙精神特征的角度,即沂蒙精神具有党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据研究,“沂蒙精神具有人民性的基本特征”[①],而“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②]。在革命战争时期,战斗、工作在沂蒙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言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从而使“沂蒙精神具有了党性的基本特征”[③]。
这一角度的进一步引申,就是党以“人民为中心”的角度。沂蒙精神产生的原因有历史传统和淳朴民风的延续、革命和建设形势的要求、求生存和发展的愿望,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党和军队为人民、爱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独立、解放而努力奋斗,使人民深切感受到了党和人民军队是最亲的人,因而一心一意跟党走,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军民关系,铸就了沂蒙精神。
(五)实践论角度
沂蒙精神源于实践,也必将在指导实践中发挥作用,并完成自身的丰富和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讲话的隐喻角度,是总角度,阐明了沂蒙精神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历史轨迹和生成规律。
习近平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显然,党建的角度和领导学的角度是最重要的角度,其他角度都服从或服务于党建和领导学的角度。沂蒙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佐证了这两个角度。
二、革命战争年代,重视党建工作是沂蒙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沂蒙革命根据地重视党建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创造性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和工作作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委派,徐向前、罗荣桓、黎玉、朱瑞、刘少奇、陈毅、粟裕等革命前辈先后来到了沂蒙。他们在革命斗争异常激烈频繁、环境异常复杂、生活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和工作作风。
沂蒙是山东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7年4月,中共沂蒙第一个县级组织——沂水县支部成立。1928年6月,中共沂水县委成立。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1932年6月,中共临郯县委建立。1938年,中共山东省委率八路军山东部队主力进驻沂蒙。徐向前、罗荣桓、刘少奇等到达沂蒙后,更是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到1943年,实现了山东省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党建过程中,在沂蒙的党政军除展现出了有别于旧式政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程式以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艰苦奋斗,勇于创新,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政治品格、工作作风和战斗精神。
在沂蒙的党政军领导注重党员教育,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为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1938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省委党校,郭洪涛兼任校长。l2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山东分局,学校改为山东分局党校。1939年10月,朱瑞兼任党校校长。l940年2月,山东分局要求各区党委、地委也要开办党校。12月,建立山东分局高级党校,朱瑞兼校长,萧华兼副校长。至1940年9月,山东分局党校共开办5期干部训练班,前4期学员即达980名。通过开展党员教育工作,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文化素质、理论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943年,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从学习整风文件入手,认真领会整风的精神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注意联系实际,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辨别能力。为了使党员干部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通过写文章、作报告、谈话、批改干部们所写的材料等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沂蒙的党政军领导特别重视工作作风建设。罗荣桓曾经说:“共产党自己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及某一时期的政策方针,是要通过党员取得党外人士的合作,而不是站在政权之上去命令包办政权。”[④]朱瑞在《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中指出:“我们要反对现在党内许多同志沿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观念,把现在的抗日民主政权了解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权,在政府中工作的只要清一色的党员,害怕非党人士及中间分子参加政权工作。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因此不釆取、不通过党团与党员的民主的方式,而是直接指挥命令,甚至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上,都是由党委甚至书记一人对政权工作的干涉包办现象,把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了解为党甚至书记个人对工作的干涉和代替。这一方面妨碍了党对政权工作之全般的政治上原则上的领导,同时,破坏了政权工作之统一战线意义、民主的性质。因此,分局决定各级党委会要确实建立各级政府工作中的党团领导,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只有经过党团党委会,不能直接干涉、包办代替。同时,党委会对党团的领导只限于政治方针、重要的政策法令、施政原则、重要干部的调配及定期听取工作报告和计划等,不得干涉其日常具体工作及行政工作之方法方式等。”[⑤]这为沂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组织建设原则、民主作风和创新精神,强化、优化了党的组织建设。
(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保证了党的纯洁性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蒙的党政军领导注意加强党的廉政建设,为培养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政意识,防止贪污腐败,形成优良作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40年,黎玉明确指出:“实行廉洁作风,惩戒各种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行为。”[⑥]陈明认为:“廉洁一定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不廉洁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也不配做一个民主政权的官吏。”“我们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决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混饭吃、找差事,而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⑦]为此,山东分局颁布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暫行条例》《修正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和《关于招待会餐等费之决定》等,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又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廉洁,防止腐败。例如,1940年11月7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规定:“凡我各级机关、部队、团体间人员相互往来,不得报销招待费,尤其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或部队派来之人员,更不得随意招待。”1942年春节前颁布的《关于招待会餐等费之决定》规定:“一、各机关、团体、部队之来宾,除带有统战性质之外宾,一律给以普通饭菜,不得额外招待,亦不得报销招待费。二、凡外来之统战来宾必须招待者,每人每餐不得超过八角。其经团级或县级以上之首长批准须要特别招待者,得酌量增加之,但在决算单据上必须注明招待之人,否则不得报销。”[⑧]这些措施对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人员的廉政意识,防止贪污腐败,保证党的纯洁性,形成优良作风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三)重视党群关系,服务人民群众
在沂蒙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在党建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群、军民关系。1942年,刘少奇在沂蒙调研后得出了“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的著名论断[⑨],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定准了基调。
在沂蒙革命老区转战6年之久的罗荣桓始终把自己看成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看成自己的亲人,愿意接近群众,坚持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同甘共苦。他认为,人民战争要靠人民供给和支援才能打赢,应当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不浪费一粒粮食,不多用一个民夫、一辆大车、一匹马。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回忆说:“罗荣桓强调再苦也要照顾老百姓,守纪律,不能破坏群众纪律,群众吃什么我们吃什么,所以跟群众关系搞得好。”[⑩]
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战斗、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党领导的部队指战员来讲,只要群众遭劫遇难有危险,部队就立即前去解救。在没有战斗时,部队官兵除了军事任务之外,还经常帮助群众劳动。久而久之,军民就自然而然地打成了一片,而劳动则成了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之一。因此,黎玉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帮助群众劳动是爱民的具体表现,是军民感情军民打成一片最有效的行动。”[11]所以,帮助群众劳动成了沂蒙党政军的一贯做法,成了沂蒙党政军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法宝之一。
正因为做到了上述三点,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沂蒙不断发展壮大,使沂蒙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总人数已经发展到了27.3万多人,基本民兵发展到了50万人,形成了一支雄厚的正义力量。另据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统计,到抗日战争结束,山东“共产党员30万人, 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12]。这为革命的胜利和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力量基础。
三、从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看,沂蒙精神是领导本质的典型体现
从领导学意义上讲,领导是指在人类社会共同活动中,具有影响力的个人或集体,在特定的组织结构中,通过示范、说服、命令等途径,动员下属实现群体目标的过程。其本质是领导者为被领导者谋权益,依靠影响力,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被领导者能义无反顾地追随领导者前进,自觉自愿而又充满信心地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组织,促进组织目标的更有效实现。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揭示了沂蒙精神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领导本质。
(一)山东党政军领导者宣传党的思想主张,调动沂蒙人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在沂蒙的山东党政军领导者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沂蒙带来了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奋斗目标,带领沂蒙人民群众自觉参加革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黎玉、徐向前、罗荣桓、朱瑞、刘少奇、陈毅、粟裕等革命前辈在沂蒙,通过报告、演讲、座谈会、个别谈心等形式,耐心、有计划地在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沂蒙人民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明确了革命的目标。正是由于党把自己的主张告诉了沂蒙人民,教育了沂蒙人民,使沂蒙人民明确了奋斗目标,调动沂蒙人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例如,黎玉认为:“我们的责任,就在于……加强革命思想的宣传,提高群众对自已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一致,并有希望实现这个前途的热情。”[13]罗荣桓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政策。1938年,罗荣桓第一次到山东就为宣传落实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率第一一五师进入沂蒙后,积极宣传落实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后,他利用各级各类会议、田间地头、山上树下、交流谈心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和机会积极宣传落实会议精神,在山东影响较大。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他还采取了演讲、座谈讨论、评比竞赛、个别谈心、回忆对比等多种形式做工作。
正是由于革命前辈的努力,沂蒙人民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观念,明确了奋斗目标,进而激发了沂蒙人民支持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热情,调动了沂蒙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转变成了沂蒙人民自觉追求的革命行动,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二)党政军领导者重视保障人民的权利,以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蒙的党政军领导者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决维护沂蒙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它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权利。为落实民主选举制度,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各级组织在进行选举时,都认真执行民主选举的原则。如1940年7月山东省在沂南召开联合大会之前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民选的县长约占94%,民选的区长约占80%,民选的乡长约占66%。这使沂蒙人民改变了对传统意义上的“官”和“兵”的认识,进而对抗日和革命前途充满希望。
在沂蒙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爱护群众利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第四团政治委员吴岱在回忆中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最大的拥政爱民,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战斗来保卫人民政权和群众利益。”部队“平时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保卫群众麦收,助民秋收秋种,生产自救减轻人民负担等”[14]。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罗荣桓和山东的党政军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节约运动,克服由于敌人封锁造成的困难,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这些做法得到了沂蒙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拥护。
(三)重视群众工作,艺术性地开展群众工作
革命战争时期,在沂蒙革命根据地战斗、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重视群众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群众工作。
1.党政军主要领导者高度重视群众工作
1938年,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后,就特别重视群众工作。如中共山东分局专门发布了《中共山东分局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县以上各级党委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其职务为计划研究并决定党在该地区的群众运动方针,检查督促各政党团执行计划的程度,调整统一工农青妇文各委会的步调,……”[15]战斗、工作在沂蒙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领导黎玉、徐向前、罗荣桓、朱瑞、刘少奇、陈毅、粟裕等都非常重视群众工作。
罗荣桓对人民群众的作用认识颇深,很早就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认为人民战争要靠人民支援才能打赢。徐向前认为:“我们应当动员民众来帮助政府,……抗日政权只有得到广大民众拥护,才会有力量。……要接近人民,反对贪污,实行减薪,建立廉洁的有工作能力的合乎抗战需要在人民中有威信的政府。”[16]1942年,刘少奇到达沂蒙后,他认为,扭转沂蒙革命根据地工作被动局面的关键,是脚踏实地地做好群众工作,是把贫雇农等基本群众真正普遍地发动和组织起来。他说:“在山东根据地中并没有妨碍群众工作发展的客观因素,群众工作所以最落后,主要的还是由于主观上的错误,主观上忽视群众运动的结果。”[17]为尽快打开群众工作局面,1942年4月26日,他在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上作了《群众运动问题》的专题报告,强调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如果离开了自己的母亲——人民群众,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地神之子安泰脱离了大地母亲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对手举在空中扼死。群众是否广泛发动起来,是我党能否坚持山东抗战并逐步取得对敌优势的关键。这些认识和论述是非常正确的,对指导沂蒙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起到了明灯般的作用。
2.党政军领导者与群众同甘共苦
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沂蒙的党政军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为了群众,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干部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活动。他们在根据地开展了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等活动。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这既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又为抗战储备了充足的物质资源。他们要求部队的干部战士全力支持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八路军各部队每年都组织开展反掠夺斗争,保护群众的夏收秋收,并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兴修水利、耕种收割。在日军残酷“扫荡”、“蚕食”根据地时,八路军则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切实体验到了子弟兵的作用,因而得到了更多的民意支持和物力、财力支援。罗荣桓、朱瑞等领导始终把自己看成群众的一员,经常深入到民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部队和老乡吃的一样,从不搞特殊化。此外,如前所述,他们在闲暇时,经常帮助民众劳动,沭水县(今分属莒南、临沭两县)县长王子虹在闲暇时经常背起粪筐,为群众拾粪,真真正正地和人民群众融入到了一起,做到了同甘苦,共患难。
3.党政军领导者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
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观点鲜明,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从理论上,他们认为,“爱护群众利益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要尽我们的可能的力量……”“一切战时、平时环境要处处爱护群众利益”[18]“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19]。在行动上,如前所述,他们尽一切可能为群众服务:在平时,帮助群众劳动,组织大生产运动,减少群众负担,维护群众利益;在战时,保护群众利益,尽量减少群众的经济损失,如果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则坚决无条件、自觉赔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
4.党政军领导多种工作方法并用,讲究群众工作艺术
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注重言传身教的同时,探索出了多种群众工作方法,显示出了高超的群众工作艺术。
刘少奇认为,开展群众工作,首先要从经济斗争入手,在改善了群众的生活之后,再逐步地提高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积极参加斗争。他认为,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掌握科学的原则和方法。1942年,他到沂蒙革命根据地后,认识到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就是切实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于是,带领党政军干部全力开展这一运动,结果,减租减息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激发了群众的热情,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壮大了群众组织,密切了党群、干群和军民关系,群众工作也就顺利开展起来了。
罗荣桓为做好群众工作,首先采取了深入群众,帮助群众,保卫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的方式方法。他认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做好政治工作,必须发挥干部的表率作用,干部要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及时解决下面提出的问题。他认为,军事行动的目的之一也是群众工作。打仗,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群众自己的政权,武装群众的力量而打仗。他重视群众工作方法,坚决走群众路线。《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指出:“在大生产中,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应以劳动模范来推动和组织今年的大生产,坚决反对不走群众路线而用人工扶植起来的模范。”[20]
徐向前在群众工作中,也同样注意教育、启发和依靠群众。他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必须通过说服教育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应注意组织与教育群众在战斗中与部队取得密切的配合,以群众的游击战,来配合军队包围和歼灭敌人” [21]。
在沂蒙工作时间较长的黎玉群众工作经验丰富。他认为,组织群众的任务是普遍深入的发动和组织根据地内的基本群众,改善群众生活,建立真正广大的强固的群众团体;宣传群众工作要注意“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和“宣传方式”,要采用各种有效方式,以达到把群众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不同的地区和群众觉悟不同的地方,群众工作的任务和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他认为,“在空白区、落后村、未建立群众团体的村庄,从群众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的切身要求上去发动群众自己干,来发展工农团体。”这些见解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而且,没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切身感受是说不出来的。他还认为,“每一个仗,应当为了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作战部署时要充分估计到群众直接的利害关系,……一举一动要为群众要求而活动作战,才能立足开展工作。”[22]
正因为沂蒙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时期,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群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才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军民关系,进而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沂蒙人民用“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的精神,爱党爱军,生死与共,舍家爱国,无私奉献,毁家纾难,支持革命,涌现出了“全国抗日楷模村”渊子崖,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陈毅担架队”等英雄群体。正如粟裕所说的那样:“临沂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天寒地冻的严冬季节,给部队以热烈的欢迎和无微不至的亲切关怀、照顾,那种深情厚谊、鱼水之情,使全体指战员感到无比的温暖。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梁做的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23]作为亲历者,粟裕的感受是深刻的,也是非常正确的。这是一种理想的、典型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是铸就沂蒙精神的核心元素。
四、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角度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对进一步研究、认知、弘扬沂蒙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为研究沂蒙精神提供了新视角,对提升和拓宽沂蒙精神研究的高度和广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世纪末提出沂蒙精神至今,学术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和党建理论视角,虽然在研究沂蒙精神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是,也出现了沂蒙精神研究内容重复、水平不高,甚至原地打转的现象。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为进一步研究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属性视角、领导学视角、实践论视角等。在这些视角下研究沂蒙精神,有利于突破沂蒙精神研究中内容重复、水平不高、原地打转的瓶颈,进而提升和拓宽沂蒙精神的研究的高度和广度。例如,从实践论的角度研究沂蒙精神,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知、研究沂蒙精神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的历史轨迹和生成规律,更客观、正确地认识、研究沂蒙精神的形成、内涵、本质特征、独特价值和指导实践的作用,凸显沂蒙精神的实践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实践论的根本目的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并指导人们依据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认识来改造世界。在此视角下研究沂蒙精神,对深化沂蒙精神的本体研究和进一步发挥沂蒙精神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认知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站位,对全面、正确地认知沂蒙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往,对沂蒙精神的认知存在站位不高的问题,也有许多误区。例如,有人认为,沂蒙精神是沂蒙的精神,是沂蒙地域精神,至多说是山东精神;在谈到沂蒙精神的价值时,往往局限于思想引领、道德导向;在分析沂蒙精神形成的原因和概述沂蒙精神的内涵时,存在着偏颇的现象,对沂蒙精神特征认知也不准确。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认知沂蒙精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沂蒙精神虽然具有地域性特征,但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为我们认知沂蒙精神提供了新的更高的站位。另,习近平总书记使我们认识到沂蒙精神的特质是党群和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为我们概括沂蒙精神的内涵具有指导意义。
(三)对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特别是加强党建、改善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解读沂蒙精神的角度与他的历史思维密切相关。著名党史专家李君如认为,“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维”,“是揭示和反映历史规律的科学思维”,“是党中央以史为鉴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论”。“因此,习近平的历史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己任的,融科学与人文于一体的,并用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辩证的历史的思维方式”[24]。换言之,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思维是为现实服务的。他解读沂蒙精神也是如此。他解读沂蒙精神首先是为了弘扬沂蒙精神,并且要与时俱进,结合实际,“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其次,是借鉴革命战争年代沂蒙抓党建的扎实、有效的实践经验,重视群众工作,拒腐防变,清正廉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更有效。”第三,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跟党走,形成新时期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关系,出现理想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良性关系。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特别是加强党建、改善领导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汲广运:《沂蒙精神的人民性及其在群众路线教育中的作用》,《临沂大学学报》,2013第4期。
[②]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
[③]汲广运:《论沂蒙精神的党性特征》,临沂宣传网(www.lyxcw.gov.cn),2014年6月11日。
[④]《政权建设的创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9页。
[⑤]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四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1-322页。
[⑥]《政权建设的创举》,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0页。
[⑦]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六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⑧]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八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9页。
[⑨]鲁振祥《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⑩]傅宝君、史建琴、徐少杰:《抗日烽火忆当年》,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22-223页。
[11]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三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9页。
[12]金冲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
[13]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3页。
[14]中共临沂市委:《沂蒙将军颂》(抗日战争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40页,第644页,第645页。
[15]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六辑1940.10—1941.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16]徐向前:《粉碎敌人的新“扫荡”与我们的紧急动员工作》,此文是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在鲁南干部大会的上报告提纲。原载1939年12月11日《大众日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第819～820页。
[1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18]《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四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 1943.10—1944.4),第410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0页。
[20]山东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山东省档案馆合编:《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21]徐向前:《孙祖战斗的总结》(一九四O年三月二十五日),见国防大学第二编研室《徐向前转》编写组编《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22]《拥政爱民与军队群众工作的建设——一九四四年四月黎玉同志在军区政工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十一辑 1943.10—1944.4),第402页。
[23]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631-632页。
[24]李君如:《“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学习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大历史观》,《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