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内涵新探
张学强（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摘要]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自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开始酝酿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讨论。本文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为指导,认为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包括沂蒙根据地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人民群众,是党群双向互动的结果,其中,党在沂蒙精神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内涵可以归纳为“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新时代新形势下,沂蒙精神对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加强党的建设、提高群众紧跟党走的政治自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沂蒙精神 内涵 党的建设
Abstract: Yimeng spirit, togather with Jinggangshan spirit, Yanan spirit, is valuable wealth of our nation. This essay insists that Yimeng spirit is a kind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created both by CCP and the mass in Yimeng base area, and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is the solid unity and the common fate of CCP and the mass.In the new era, Yimeng spirit will greatly help with the unit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hole n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CCP and the supporting the CCP.
Key words: Yimeng spirit;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CCP
沂蒙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诞生了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肩齐名的沂蒙精神。上世纪90年代,沂蒙精神的内涵明确界定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这个内涵界定着眼于沂蒙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对于激励沂蒙人民苦干实干、实现脱贫致富起到了巨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2013年 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临沂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强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成因、本质和宝贵价值,成为我们新时期研究和弘扬沂蒙精神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产生了很多新成果。一个最显著的进展就是开始有学者尝试对沂蒙精神内涵提出新见解。王成娟提出:“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它的精神实质。”[①]周忠高指出,“沂蒙精神是党政军民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共同铸就的伟大精神”,“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②]韩延明提出:“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应该是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干群血肉相联、鱼水深情。一言以蔽之,即军民生死与共和党群鱼水深情。”[③]王玉君指出:“沂蒙精神内涵是: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④]这些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见解,一方面都是遵循习近平关于沂蒙精神讲话指示,都是从党和人民群众双重向度定义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提法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概括不精炼,不易于宣传普及;缺乏足够的论据和严密的论证;缺乏详细的阐释。另外,对于沂蒙精神新内涵的研究,远远没有形成一种热烈的讨论氛围,更没有形成较为明晰的、相对一致的意见。旧的内涵界定已经不符合新形势新要求,新的内涵没有明确。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弘扬。
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探讨,是新时期开展沂蒙精神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新时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沂蒙精神的重要理论前提。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沂蒙精神的内涵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深入讨论,尽快形成明确意见。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的主旨
开展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探讨,必须全面理解、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
第一,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条件。“山东是革命老区”,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政治、地理环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得益于沂蒙精神,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沂蒙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山东革命老区沂蒙这个地方,为了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党政军民创造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分析和界定,绝不能脱离沂蒙精神诞生的特定时代环境、时代背景和时代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沂蒙精神应当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党领导革命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那个时代鼓舞人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恰恰忽视了沂蒙精神的时代特征,强调沂蒙精神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博大精深,其时代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⑤],将沂蒙精神的内涵发展人为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体现为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诠释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完善于改革开放时期,以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创造改革开放新业绩,丰富了沂蒙精神的内涵;升华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⑥]目前这种观点仍是学术界沂蒙精神研究的主流,尚未出现突破迹象。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也是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精神的。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作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一种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的本体和本质内涵是一回事,沂蒙精神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和弘扬是另一回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本质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强调沂蒙精神价值的永恒性而把沂蒙精神内涵看成是一个纵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沂蒙精神的内涵是特定的、恒定的、不可变的,沂蒙精神又是常讲常新的,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应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不将沂蒙精神的本体与沂蒙精神的价值分开,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泥潭,无助于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弘扬和传承沂蒙精神。
第二,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血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沂蒙精神的形成是党和沂蒙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沂蒙精神是山东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革命战争年代,党政军机关经常在一起活动,沂蒙人民最先感受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形象,他们主要是从八路军的行为和作风中认识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因此,总书记提到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当中的“军”字实际上包含了根据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其中,党政军为一方、民为一方,沂蒙精神是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在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中,党、政府和八路军代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践行群众路线,全力救民、保民,真心真意爱民、亲民、爱民;另一方面,沂蒙人民铁心向党,把党、八路军视为自己的亲人,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这样在根据地才形成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局面,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所以,沂蒙精神是双方良性互动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单方创造出来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沂蒙人民群众的这个单一创造主体出发去理解和概括沂蒙精神,并将其内涵概括为沂蒙人民“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努力校正以往的看法。如于学强认为:人民群众是沂蒙精神的参与实践者、无私奉献者和发扬光大者,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的酝酿倡导者、激励推动者和提升传扬者。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双重向度的创造主体结合起来,在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中铸就了沂蒙精神。[⑦]坚持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是党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因此,在探讨沂蒙精神内涵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既不能从党也不能从沂蒙人民群众的任何单一方面去片面理解和简单界定。
第三,沂蒙精神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民主政府、人民军队以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心为民的宗旨观念、勇于牺牲奉献的实际行动、优良的作风和铁的纪律,教育和感染着沂蒙人民,沂蒙人民才有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大爱和行动,军民才会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生活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妇女能够用自己的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能够把少得可怜的养育亲生骨肉的口粮拿出来抚养革命后代,沂蒙人民能用自己的生命掩藏八路军物资,用双肩挑着担架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用小车一直把革命推过长江,把“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些军民水乳交融的情景以及这些人间大爱和感人举动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沂蒙精神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揭示了沂蒙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的原因就是党的理想、宗旨、作风和模范行动的教育和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于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以及沂蒙精神在党的作风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在沂蒙精神形成中党的主导作用的揭示日臻全面。如钟呈雷认为:“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大地开出的璀璨之花”,党在沂蒙忠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⑧]潘洪娥认为:“沂蒙精神的形成不仅有其现实的社会和思想政治条件,同时与淳朴民风、革命传统和革命建设的严峻形势等有着密切关系。但最关键的是党和军队爱人民,以切实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真诚爱戴和拥护,使人民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最可信赖的人,跟党和人民军队走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简言之,为人民谋利益是沂蒙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⑨]这些观点都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也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沂蒙精神的一个共识。因此,在分析和把握沂蒙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正确领导在沂蒙精神创造主体中的主导作用。
二、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
基于以上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理解,结合学术界、理论界沂蒙精神研究的新进展,我认为,沂蒙精神应该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导下,沂蒙地区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形态。它的内涵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的本质内涵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它的基本内涵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作为一种精神形态,不仅需要内容和本质上的科学概括,还需要形式上整齐对仗的语言表达。
我把沂蒙精神概括为: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
这个新十六字内涵,重点着眼于革命战争年代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与沂蒙人民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难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着眼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沂蒙根据地党政军民命运共同体。这种关系是沂蒙根据地党政军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互敬互爱、亲如一家、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沂蒙根据地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实际形态,也是沂蒙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塑造的一种精神形态,是沂蒙党政军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沂蒙精神永恒的现实价值所在。
这个新十六字内涵还强调了沂蒙精神的时代性、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沂蒙精神创造过程中创造主体的互动性。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讲话指示精神,从党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互动,结合沂蒙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历程,回溯沂蒙精神的创造史,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从第一个方面即“共产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第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舍生忘死保卫沂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沂蒙早期共产党人王尽美、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漪、李清潍、刘之言等人就冒着生命危险,宣传救国救民真理。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揭竿而起,发动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创建抗日武装,点燃了抗日烽火。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开辟沂蒙根据地。八年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奋不顾身解救沂蒙人民于危难之中,坚决捍卫沂蒙人民利益。1941年12月,在莒南渊子崖战斗中,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为营救被围群众,与日军激战壮烈牺牲。[⑩]在1944年8月莒南大山战斗中,八路军115师686团第1营“何万祥英雄连”前去救援被困群众,与20余倍于己的敌人血战整整一天。群众安全转移了,“英雄连”30多名干部、战士长眠于大山一带,五班的战士子弹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11]八路军打击土匪顽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例也有很多。1943年11月,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鲁南军区在费县柱子山击毙作恶多端的“混世魔王”、沂蒙巨匪刘桂堂,解救了被抓被押的壮丁、妇女500余人,沂蒙人民燃放鞭炮,奔走相告,庆祝胜利;[12]1944年1月,滨海军区部队在日照石沟崖歼灭伪军朱信斋部500余人,活捉朱信斋。每逢夏收时节,各军区“以自己的血肉,掩护群众收割,抢回许多粮食”。滨海四团保卫临沭醋大庄七天七夜,掩护群众抢收小麦五十二顷。路中部队包围垛庄,一夜之间抢收三百多亩。
沂蒙人民亲眼看到八路军为了自己的利益出生入死,感受到八路军是自己的部队,是自家人,把八路军称为“恩军”、“王者之师”。时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指出,抗战爆发后,“广大群众不但面临着亡国的威胁,而且有丧家的危险”,而“八路军从发动起,即不断地与敌人作战,不断地取得胜利”,“群众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是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并相信我们的方针和主张是正确的,是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的”。[13]
第二,共产党通过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在沂蒙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努力减轻群众负担,千方百计改善群众生活。
从1942年开始,山东战工会制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组织工作团进驻滨海区莒南、临沭两县,开展试点,创造经验。分局书记朱瑞、战工会主任黎玉分别到莒南、沂南具体指导减租减息群众运动。1943年10月10日,山东分局又作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迅速掀起查减和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山东分局确定以莒南县、沂南县为减租减息实验县,责成莒南县委组织工作团,到大店进行试点,把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推向高潮。到1944年下半年,山东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1.47万个,占根据地全部村庄的63%。减租减息后,群众生活大为改善,负担大为减轻。与国统区相比,以高粱为例,“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租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双减”后,国统区老百姓的各种负担是根据地的8.7倍,敌占区老百姓负担是根据地的5.1倍。[14]减租减息政策的彻底实行,让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凡是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工作的活跃局面,“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抗战斗争比较坚持了,如政治情绪、胜利信心均较前提高,悲观失望情调较少;生产热忱开始发扬了,如织布、纺纱、互助耕种、开荒、市场活跃等,均有了新气象”。[15]减租减息后,莒县一个村的魏大娘在动员参军大会上泣不成声的说,“过去年年要饭,要饭要不饱,饿得走不动。八路军来了俺翻了身,八路军真是救命恩人。”[16]她当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参军的热潮。除减租减息外,各地还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兴修水利过程等来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条件,根据地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根本改善,沂蒙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第三,共产党充分保障沂蒙人民的政治权益,让沂蒙人民实现了政治翻身。
1940年11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布的《人权保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它庄严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民主政治权利。
党按照“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在沂蒙根据地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赢得了沂蒙各阶层群众的大力支持。
在根据地基层政权的建设上,让沂蒙群众通过简单易行的“豆选”办法,用自己的双手选出符合自己意愿的干部。据统计,在当时根据地的沂蒙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区长占80%、乡长占70%,村级政权大多由村民自己选举产生。沂蒙根据地出现了一大批庄户县长、牛倌区长、长工村长等。[17]这种普通的选举权,让沂蒙老百姓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自豪和尊严。
第四,共产党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让沂蒙人们实现了文化翻身。
旧中国,饱受生存之困的沂蒙贫苦子弟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祖祖辈辈成了“睁眼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努力在广大农村扫普及文化教育。当时举办的冬学、夜校、“识字班”等都是针对成人开展扫盲教育的形式;各种抗日小学、中学以及适应农村孩子学习、干活两不误的“庄户学”等普通教育也在沂蒙遍地开花。到1944年,仅滨海区就有抗日小学2838 处,在校学生达9.5万人。1945年初,据鲁南区10个县不完全统计,“庄户学”达到3348处,学员达197758人。[18]沂蒙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开展,使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
第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以模范的行动展现的优良作风、严明的纪律深深感召沂蒙人民。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驻在沂南县孙祖时,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看到警卫员没有鞋子穿,便把自己的一双鞋子送给警卫员;罗荣桓在莒南下河村时,听说邻居老大娘病了,便把警卫给自己做的鱼汤端给老大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莒南洙边帮群众拉犁,衣服都磨破了;黎玉和劳动模范开会合影时,让庄稼汉坐在前排,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不起眼的地方;莒南庄户县长王东年看到老百姓受了灾荒,写信让家里将祖林里的大树卖掉,分发给灾民。
部队中深入开展群众纪律教育,反复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拥政爱民公约”,对群众切实做到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不侵犯群众一丝利益。曾任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军医处处长的张一民回忆,当时部队为了给病号煮面条烧了房东的几根高粱秸,非要给房东钱不可,很多老百姓对八路军做法感到很奇怪,当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绝不能侵犯群众丝毫利益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感动的留下了热泪。[19]罗荣桓在鲁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八路军,提出了“三个过硬”。罗荣桓说,“要让群众来参军,我们必须过得硬。一要作风过得硬,对群众要秋毫不犯,消除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二要打仗过得硬,要打出我们的气势和声威,让群众认为我们能打仗,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要组织过得硬,要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达到了三个过硬,兵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罗荣桓曾经率领部队到费南临郯发动群众,一到群众家中,就帮群众打扫卫生、挑水、劈柴、理发、看病、割麦子。工作团走村串户,张贴标语,与群众拉家常,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八路军的政策。当群众听说罗荣桓是一一五师政委,也与工作团成员一样风餐露宿时,不禁感动万分,他们连声赞道:“八路军的领导与日军、伪军的头头那真是天壤之别呀!”
从第二个方面即“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第一,沂蒙人民将共产党、八路军当作亲人,真诚热爱共产党、爱护八路军。
在革命战争中,沂蒙人民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了党的英明伟大,认识到八路军为自己利益而战,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执政为民。他们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爱护八路军。沂蒙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在惨烈悲壮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八路军姊妹剧团团长辛锐身受重伤。费县火红峪村村民王瑞兰和丈夫聂风立冒着生命危险,卸下自家门板,把结婚时的棉被拿出来铺在上面,把辛锐抬到山洞内隐藏起来。为了给她养伤,夫妻俩把家里的几斤白面、鸡蛋拿给辛锐养伤,还把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炖给她吃。沂南县滑石崖村的高大娘和儿子高乃贞,抗战期间曾救治和掩护了18名八路军伤病员。1941年日军大“扫荡”时,娘儿俩把当时掩藏在家里的6名伤病员紧急转移到山洞中。为了防止日军发现,高大娘毅然把日军引向别处,最后被日军杀害。鲁中军区教导一旅的73名伤病员转移到蒙阴县小布袋峪村,刘苦妮一家为了掩藏好伤病员,在一天之中丈夫和儿子都被日军残酷杀害。曾在沂蒙战斗过的石一宸留下了两首诗,一首是“十字路突围后记”,诗中写到:“朔风吹寒屋,血衣刺心骨。新嫂取新被,洗拆忙翁姑。夕阳西山落,温暖如新初。一碗鸡蛋汤,情深透肺腑。”一首名为“鱼水情”,诗中写道:“一名战士腿中弹,回首青年背如飞,日寇追上遭枪杀,二人临死不知谁”。这两首诗都是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真实写照。精心抚育八路军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以及沂蒙大地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红嫂,深刻诠释了沂蒙人民对党和八路军的一片赤城、无限热爱。
沂蒙根据地许多村庄如西墙峪、南墙峪、李家峪、东辛庄、垛庄、桃棵子、大炉、车辋、华家村、桃花坪、青驼等都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堡垒和基地。沂水西南山区的西墙峪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野战医疗所驻地,平时伤病员分散在全村30余户家中吃住、养伤,敌情紧张时村民就把伤病员转移到山洞里,到了夜间就去送水送饭。在1940年日伪军大“扫荡”中,西墙峪村不仅安全掩护了一大批伤病员,还帮助部队掩藏了3万斤粮食和一头奶牛。从1940年到1943年,西墙峪村民掩护救治八路军干部战士达三、四百人,仅村民张恒谦和张道增家就掩护伤员40多人。山东纵队的八路军和村里的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亲切地称西墙峪为“山纵的村庄”。[20]沂水县桃花坪村曾是八路军后方医院驻地,村里住着20多名伤病员,村民给伤病员送水送饭。鲁中二地委和行署负责人王涛、牟易之、江海涛等都住在桃花村,村里安排群众为他们站岗放哨。在平邑县华家村,村民和八路军建立了深厚感情,部队每次来到村里,村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到家里问寒问暖,帮助战士收拾房间、铺好床铺。部队走了,有的老乡还把战士们住过的房子空着,自己不去住,留着部队下次再来。
第二,沂蒙人民全力支持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和奉献一切所有。
革命战争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源不断的支持。沂蒙人民积极参军、踊跃参战。1938年3月,山东省委刚刚组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部进入沂蒙山区后,沂南县依汶乡的朱家里村和葛沟镇的石泉村就有100多名青年参加部队。苏村镇司马村的徐鼎新,把不满16岁的孙子送到部队,大孙子牺牲后,他又将15岁的二孙子和13岁的小孙子送到部队。刘家店子开明绅士刘佛缘把自己出钱买枪组建的2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交给了八路军。蒙阴县垛庄朝阳官庄的彭大娘,先后把二儿子、大儿子、四儿子、三女儿、三女婿送上战场,带动朝阳官庄79人参加八路军。莒南县坊前镇聚将台村刘永良,先后在1940年、1942年、1946年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参军,全部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在沂蒙根据地,许多村庄涌现出了“一门双英”、“一门三英、四英”、甚至“一门七英”的参军模范家庭。1942年和1943年,沂蒙根据地滨海区区2万名青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春节前后,莒南县出现参加热潮,短短几个月之间,1488人参军,超出原扩军计划的425%。临沭县参军人数达到1099人,完成扩军任务的366%。[21]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先后有 20 余万名优秀儿女参加人民军队,3万多沂蒙儿女血洒疆场。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广泛开展大兵团作战和运动战,需要坚强有力的后方支援。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沂蒙人民勒紧腰带,倾其所有支援前线。济南战役时,沂山专区原定200万斤征粮任务,提前两天完成了1230万斤。费县辛庄听说部队要从村里路过,仅用几天时间,就为部队磨耗面粉1.08万斤。淮海战役期间,郯城县虽然遭受了严重灾荒,但群众宁肯自己吃树叶、野菜,最后超额100万斤完成了原定要求筹集500万斤粮食的任务。[22]沂蒙妇女夜以继日地为部队做军鞋、做军衣,磨面、碾米、烙煎饼、做军粮。鲁中南第六专区妇女一个月时间加工粮食2000多万斤。莒南县妇女加工粮食450万公斤。平邑县4000盘石碾昼夜不停,全县参加碾军粮的人数达20多万。鲁中南区妇女制作军鞋75万双,军袜116万双,军衣20万套,棉被1.6万床。[23]沂蒙人民还出动大量临时民工和常备民工抬担架、运弹药、送给养、修道路。济南战役时,鲁中南区出动15458副常备担架,8364副临时担架。淮海战役中,出动常备担架24712副,临时担架9601副。[24]莒南县400辆独轮车运送11万斤面粉上前线,长途跋涉千余里。途中,民工们随身携带的红高粱、辣椒、咸菜吃完了,宁愿饿着肚子也没有人动一下车上的面粉。[25]三年解放战争中,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沂蒙支前民工达到1018523人,支前小推车达到314279辆,担架60397副。[26]陈毅元帅曾经动容的说:“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人民,他们用小米养育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27]
沂蒙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沂蒙精神是沂蒙党群、军民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就是沂蒙精神的内涵所在。
三、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现实意义
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界定,是笔者在沂蒙精神研究上理论创新的初步尝试。笔者认为,确定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动员沂蒙、山东乃至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团结拼搏,夺取新时代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革命战争年代,以“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为内涵的沂蒙精神凝聚了沂蒙根据地的党心、军心和民心,构筑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形成了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为沂蒙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沂蒙精神仍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互动性是沂蒙精神区别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这也决定了沂蒙精神的最大优势,即党政军民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沂蒙精神的巨大价值就是能够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局面。因此,沂蒙精神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沂蒙、山东区域层次,必将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有利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
十九大提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沂蒙精神就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最好素材。在沂蒙精神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创造主体的一方即党的正确领导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各级民主政权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生命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全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想方设法给予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培育了党的艰苦朴素、爱民亲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是党能够赢得沂蒙人民爱戴、党政军民之间能够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密切联系的主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沂蒙精神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党的这些优良传统,以这些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主要着力点就是要教育全体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思想,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苦干实干;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作风,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第三,有利于提高沂蒙人民永远跟党走的政治自觉。
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人民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爱民情怀,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形成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可以照亮未来。今天,虽然星转斗移,时代变迁,社会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沂蒙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情不能变,紧跟共产党走的信念不能有丝毫动摇,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传统绝不能丢掉。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沂蒙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弘扬沂蒙精神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拥护党的方针政策,顾全大局,淡泊名利,埋头苦干,为实现党确立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无怨无悔奉献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沂蒙精神内涵的研究是沂蒙精神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沂蒙精神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历史和现实价值、传承和弘扬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形势下,迫切需要理论创新。笔者希望学术界和理论界拿出理论创新的勇气,大力推进沂蒙精神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①] 王成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是沂蒙精神的本质特征——兼论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比较,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②] 周忠高:沂蒙精神与新时期党建工作,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2月,第37卷第1期。
[③] 韩延明:沂蒙精神新探:源流·内涵·价值·弘扬,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④] 王玉君:“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的典范,学习时报,2017年11月24日
[⑤] 周忠高:沂蒙精神与新时期党建工作,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2月,第37卷第1期。
[⑥] 曲艺、汲广运:沂蒙精神的时代内涵与新使命——山东社科专题论坛:沂蒙精神理论研讨会综述,《临沂大学学报》,2012年2月,第34卷第1期。
[⑦] 于学强:论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双重向度,临沂大学学报2014年4月,第36卷第2期。
[⑧] 钟呈雷: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互动性研究,学理论,2015年第7期。
[⑨] 潘洪娥:沂蒙精神——服务型政党建设的一个视角,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6月,第37卷3期。
[⑩] 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沂蒙革命纪念馆、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编:沂蒙抗日英烈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3页。
[11] 张树军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山东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
[12] 中共费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费县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0页。
[13] 黎玉:六年来群众工作的总结,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4页。
[14] 山东省沂蒙文化研究会编:沂蒙文化研究第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32页。
[15]中共山东分局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16]刘居英:山东人民的参军运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17] 张树军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山东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18]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沂蒙根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临沂日报,2014年4月25日第二版。
[19]张一民:从新华医院到徂徕山,抗战丰碑辉映千秋,第121页。
[20] 李金陵编:铜墙铁壁:山东军民抗日斗争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21] 临沂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沂地区志(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第1261页。
[22] 王东溟编著: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76页。
[23]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临沂地方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5页。
[24] 崔维志、唐秀娥著:沂蒙解放战争史1992年,第582页。
[25] 谢德、谢祥皓著:山东军事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26] 刘长飞:沂蒙根据地的参军支前运动,根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27] 陈新岗、陈强著: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奇迹与启示:货币、金融与经济政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