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对沂蒙精神形成过程的作用研究
中共临沂市委统战部
摘要: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胜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重要原因就是牢牢抓住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争取了大批中间力量,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拥护支持。统一战线贯穿于沂蒙革命根据地发展和沂蒙精神形成的全过程,对沂蒙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关键词:沂蒙精神;统一战线;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交朋友;同心圆;
沂蒙,一片神圣的土地,一片红色的沃土,被誉为“红色沂蒙”。1926年沂蒙山区就有党的活动,在长达1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始终把统战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先后出台了系统文件指导统战工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都在这里战斗工作过,非常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组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并身体力行的积极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结成了浓厚的战斗情谊,形成了军政上下一致、军民团结一心、干群万众一心齐抗战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民族独立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
一、党的统一战线在沂蒙山区的实践历程
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缩影,正是山东各级党组织正确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致力于革命武装、基层民主政权建设、各类团体组织建设和党组织建设,巩固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为我党立下足、站得稳、扩大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的统战工作历程大约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萌芽阶段。1926年到1938年3月,是党在沂蒙山区秘密发展壮大阶段,在此期间,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期间举行了泰安、沂水、宁阳和徂徕山等起义。1938年3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在重建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费县县委前身)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在蒙山前建立以山区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在随后召开的费县工委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壮大抗日救国力量。
第二阶段: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建设初期。1938年3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率领徂徕山起义的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向费县、蒙阴等地发展,建立了以山区为依托的蒙山前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党中央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重要决策,八路军115师各部先后进入山东。1939年9月,挺进鲁南临沂市兰陵县抱犊崮山区,开辟了八路军主力在山东的第一块根据地——鲁南抗日根据地。各级成立了统一战线的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建立了自卫团、农抗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团体,从抱犊崮山区到沂河平原出现了“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沸腾场面。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八路军,大炉的士绅万春圃献出全部家产支援部队。
第三阶段:1941年1月至1943年底,这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主要领导意见不一,党的统一战线执行不力时期。1942年春,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赴山东检查指导工作,纠正了政见不一的错误,确定了工作总任务,促进了根据地发展壮大。在此期间,山东党政机关,严格落实党的“三三制”原则,于1940年7月26日,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前身)、山东省临时参议会。
第四阶段:1943年底至抗战胜利。这是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全面深入发展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得到全面贯彻落实,1945年8月13日,成立了山东省人民政府,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
第五阶段: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沂蒙山区作为解放战争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被称为“华东的小延安”,党的统一战线得到深入贯彻落实,各界人士空前团结,“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热情空前高涨,先后动员100多万将士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成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力量。
二、沂蒙山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实践
到解放战争前夕,沂蒙根据地420万人口,有120多万人拥军支前,21.4万人参军参战,10.5万名烈士英勇牺牲,涌现出红嫂、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先模人物,形成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这与我党坚持正确的统战政策分不开的。
(一)党的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
1、对开明乡绅的统战工作
1926年到1938年3月,是党在沂蒙山区秘密发展壮大阶段。在这期间,地方土绅,成为各股势力拉拢的对象。1938年3月,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在重建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费县县委前身)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在蒙山前建立以山区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在随后召开的费县工委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壮大抗日救国力量。1939年2月,罗荣恒、陈光率领115师进入临沂东南的抱犊崮山区,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在随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罗荣恒强调,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
进入1939年后,敌人停止了正面进攻,对蒋介石采取诱降政策,加进了对敌后解放区的扫荡。国民党蒋介石一面和敌人拉拉扯扯,一面加强反共。山东的沈鸿烈、秦启荣更是变本加厉地勾结日伪,对我党我军疯狂进攻。115师明确了鲁南统战工作所要采取的方针政策,并对建立地方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宣传发动群众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作了全面部署。这段时期,115师主力为建立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坚决执行我党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鲁南广大军民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为争取时局好转与日伪顽等敌对势力进行了殊死的较量。沂蒙山区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兼顾抗日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停止土地改革,改行减租减息,创设“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吸收包括爱国乡绅、知识分子、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商界精英等大批人才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充分调动了一切社会资源支持抗战,不但有力支撑了前方的战争,而且八路军越战越强,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断扩大,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1939年,莒县县长许树声宣布解散国共合作的动委会,开始制造磨擦。莒南县委根据特委的安排,积极开展了统战工作,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一是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当时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即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多半是在初期或刚到一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人,建立关系。二是登门拜访。在座谈会上认识后,有的土绅找上门来继续深谈,有的则登门拜望,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时便可要求他做某些工作,有人自动表示愿助我们一臂之力。三是建立政权以后,请他们出来参加区乡政权。有的担任参议会议长,有的到政府工作,这样就将他们基本上争取过来。在这些统战人物中,有一些是当时有名的上层人物,如1939年夏天,国民党赣榆县长朱爱周,他驻到莒南县南部地区,这个人一直表现不错,莒南县委书记白炎波亲自去做他的工作,交了朋友,朱爱周对白炎波讲,你们如到我的防区来,我给你们方便。临沂市郯城县黄山镇前黄山村(现为罗庄区黄山镇),时任黄山乡乡长、联庄会会长、特派员的爱国乡绅徐奎元(字梅亭),倾其所有,家族抗战,从徐奎元到徐洪恂、徐洪贵、徐洪刚,曾祖父和祖父辈一家先后四个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抗日故事。
抗战老人徐金六助力南古庄战斗,1938年,国民党郯城县政府反动县长及其亲信秘书陈冠华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活动的顽固分子,在日军重兵“扫荡”鲁南期间,与中共临郯县委和临郯青救团相遇时,强行缴去步枪20余支、手枪6支,机枪1挺,事后,临郯中心县委派代表前去交涉,竟被扣押,制造了震惊鲁南苏北的国共摩擦事件。1940年1月15日晚8时许,临沭县曹庄镇徐贺城村进步人士徐慎弢(字金六)委派钟伯荣、徐相谦、禚绍南三人在夜色掩护下秘密赶到曹庄,向部队首长汇报了南古庄守敌陈冠华部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等防御情况和群众情绪。当即研究决定连夜出击,当夜即攻克南古庄。南古庄战斗的胜利,标志着郯东北地区亦即临沭县的胜利解放,临沭地方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县级政权——郯东北第一办事处成立。南古庄解放后,徐金六组织参与了各阶层代表人士参加的劳军委员会,并被选为主任委员。郯东北地区动委会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致力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枪的出枪,团结抗日,并动员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抗战工作,为统一战线工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地名医王正甫在他的动员下,捐出药品、医疗器械(合北海币6000余元),其他上层人士捐献6万余元,办起了平民药房(即今临沂市人民医院前身)。
2、对国民党部队爱国人士的统战工作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0年,驻守在临沭县东盘村的国民党57军军长缪澄流置大义于不顾,积极进行反共投降活动,与驻守徐州的日军鹫津师团签订“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该军111师师长常恩多、333旅旅长万毅察觉后,毅然于9月21日晚派兵包围驻东盘的57军军部,逮捕投降变节分子。9月25日中午,除缪澄流、宋迪玺等人外,其余所有通敌军官全部逮捕归案,史称“九·二二”锄奸运动[1]。
常恩多是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经历了东北沦陷、背井离乡之苦,耳闻目睹了日寇侵华暴行,“打回老家去,消灭狗强盗”已成为大多数官兵的共同心声。奉命调到大西北后,又受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宣传教育,官兵的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1936年1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同时,向东北军派进了一批地下党员,建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驻57军111师,后改为中共111师工委,受中共山东分局领导。111师广大爱国官兵在师工委的影响、教育下,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他们的共同要求。“九·二二”锄奸运动,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在敌伪心脏爆炸,给日军“以华制华”政策以致命打击,使日军鲁南谈判桌上眼看唾手可得的“东亚共荣”美梦瞬间烟消云散,也使国民党五十七军内外的反共投敌分子陷入树倒猢狲散的境地。它更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很快吹遍苏鲁大地,扭转了鲁苏地区急剧伪化的紧张局面,坚定了广大爱国军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也直接支持着临沭军民抗日反顽斗争。事后,常师长、万旅长率部北上,在鲁苏战区党政委员会政务处长郭维城的协助下,于1942年3日,在甲子山区举起义旗,脱离国民党军,投入人民的怀抱。
3、对国民党政权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在王庄召开统战工作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的成绩,提出了以后工作的要求。分局书记郭洪涛在会上作了《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
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为巩固扩大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是地方实力派,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先后派张经武、张友渔等来山东,开展对韩的争取工作,经过张经武与韩的多次沟通,反复交涉,促使韩复榘释放一批包括前省工委和省委负责人张北华、李林、赵健民等在内的数十名共产党员和政治犯。后成立由张友渔任书记的山东联络局,继续保持与韩复榘及山东国民党军政要员的联系。这期间,举办了第三路军政治干部训练班,把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派往韩复榘统辖的各部队,对推动韩复榘的部分地方部队和政府联共抗战起了重要作用。统战工作会议后,各地党组织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贯彻会议精神,加强了统战工作。
1939年4月,国民党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率部入鲁,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指示山东分局:“团结东北军”,“影响其将领,促其政治上的进步与觉悟”。对国民党的特派员如梁漱溟、秦以文等,中共山东分局热情招待,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等,使他们充分了解共产党创建根据地对抗日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为抗日作出的牺牲。1939年5月,国民党中央战区军政委员会特派员,著名政治家、哲学家、“乡建论”的倡导者粱漱溟到山东视察。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派出梁漱溟的学生、山纵特务团团长陆升勋率部前往津浦路西迎接并护送。5月30日,粱漱溟在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的陪同下到达王庄。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挥部、大众日报社领导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孙陶林、匡亚明热情接待,与他竟日畅谈,向梁介绍了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组建武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建根据地等情况。梁漱溟还应邀在总部机关举行的五卅惨案纪念会上发表演讲。6月1日,梁漱溟从王庄起程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东里店巡视。日寇发动对鲁中地区的“扫荡”,7日,东里店被轰炸,国民党政府人员四处逃散,粱漱溟在刚成立的沂蒙大队的帮助下,又找到山东纵队指挥部。在艰苦的反“扫荡”岁月里,粱漱溟一直跟随山东纵队指挥部行动,受到保护。
(二)党的领导人在沂蒙山区与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
1、罗荣桓与党外人士。1939年2月,罗荣桓同志和代师长陈光同志率领115师师部和第686团由晋东南出发,于3月1日进入山东,进山东后,先后在鲁西、泰西等地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取得了好的开头。但在国民党沈洪烈的反共挤压下,发生了“太河惨案”等事件,日寇又在泰西开展了9路“扫荡”,115师主力被包围在方圆10公里的陆房地区,取得陆房、梁山突围战胜利后继续东进,过津浦路,进入临沂东南的抱犊崮山区,开始了创建鲁南根据地的斗争。抱犊崮山区,地形复杂,山势险要,向北连接天宝山山区,与沂蒙山遥遥相对,南北伸展,成为鲁南地区的脊骨,威胁枣庄,逼近徐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选定大炉村为立足点,以万春圃为统战对象。万春圃掌握着临沂、郯城、费县、峄县4县边联办事处的大权,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起初,万家的人总是躲避着,罗荣桓就主动和他们拉家常,问长问短,很快就亲热起来。面对穿着几乎褪成白色的粗布军衣,盖着打了几个补钉的旧棉被的罗荣桓,万春圃常常称赞说:“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万春圃的妻子,看到罗荣桓有时也和战士一样吃煎饼卷咸菜,觉得很过意不去。炒了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端去,罗荣桓让勤务员用他的津贴费进行了补偿[2]。万春圃的妻子十分感慨地说:“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哪个不欺百姓,打骂当兵的,谁见过像八路军这么好的部队。”万春圃也常说:“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了峄县、郯城、费县、临沂、临沭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等县政权,群众选举并由共产党任命了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
2、陈毅同志与党外人士。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陈毅、粟裕、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河东区九曲街道前河湾村,指挥了著名的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在前河湾村期间,为全村百姓免费治病、提供救济,指挥战士抗洪抢险,深深感动了父老乡亲。当时,陈毅的夫人张茜即将临产,开明绅士钟恩章的父亲主动要求他们住他家的堂屋,1946年7月20日陈晓鲁出生,由于张茜的奶水不好,生产后不久的张茜含泪要把孩子送给别人抚养,钟家人得知这个情况后,就决定好好喂养这个革命的后代。但是,他们没有什么细粮可以给孩子吃,钟家人看着饿的直哭的孩子甚是心疼和着急。当家里连最后一把小米也拿不出来的时候,当时还是个放羊娃的钟恩章急中生智:“我们家不是有只羊吗?可以用羊奶喂弟弟啊!”到陈晓鲁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时,父母还经常称呼他的乳名“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张茜曾深情地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忘了沂蒙山区,不要忘了前河湾,那里有你们的再生父母,那里有你们的兄弟姐妹。”
3、刘少奇同志与党外人士。在1940年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就特别指出:“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又先后发出了《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等电报,进一步阐述了山东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但是山东解放区出现了发展不力的现象,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地区缩小与分割,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够,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根据中央指示,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从新四军军部江苏阜宁单家港启程,4月10日,到达滨海区朱樊村(临沭县蛟龙镇朱樊村),住在王裕卿家。王裕卿出身名门望族,她的爷爷王德胜清朝光绪年间曾任江西省南赣镇正二品总兵,记名提督。王裕卿姥爷的弟弟是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王裕卿出生时,家族已败落,但是旧宅还在,有四进院落,115师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前院,罗荣桓政委住在这里,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政治部设在花园,山东分局组织部设在西院。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上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于4月25日至29日,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滨海区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会上,他就五年来山东工作和今后任务作了发言,在充分肯定了山东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同时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一是对中共中央“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能完成,在反顽固派斗争上表现不力;二是对建立根据地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根据地还不巩固;三是减租减息的开展不够深入,基本群众没能深入发动和组织起来;四是丧失了一些建立政权的历史先机,已建立的政权未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五是党的组织还不够健全,领导不民主。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高屋建瓴,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山东分局领导干部提出几点指导性、战略性意见:第一,要粉碎敌人的“扫荡”,并进行敌伪工作,向敌占区发展;第二,击溃顽固派对我们的进攻,加强友军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发展群众武装,加强军区工作和改造政权工作。搞好统战工作,争取开明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参加抗日。而要做好上述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调查研究,埋头苦干,打破主观主义、清谈主义、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到群众中去,到支部中去,改造一切不良作风。
(三)“三三制”在沂蒙根据地的实践
政权人员的构成情况是政权建设的重要问题,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牢固和群众的基础是否广泛。从1940年开始,建政工作在沂蒙地区全面展开,在政权建设中普遍采取“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至1940年年底,沂蒙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除省“战工会”外,已有鲁南专署、莒日临赣4县联合办事处,以及12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1943年8、9月期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举行了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会议修改了原施政纲领,增加了民主政权建设的相关内容,明确要求“实行‘三三制’,欢迎各党派、各阶层的拥护抗战及赞成民主的人士参加政权,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三三制”是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实践,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严、自由、民主和权利,也切实感受到跟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自己翻身而战。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莒南县大店镇成立了山东省人民政府。当时的省政府驻地,原是庄氏庄园的“四余堂”,堂主叫庄孝光,是一位开明绅士,主动将宅院献出;115师司令部旧址,原是庄氏庄园的“居业堂”,堂主余珍是光绪十一年拔贡,莒州参议会长,大店庄氏族长,他们主动让出宅院,供革命长期使用,为机关及部队驻扎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在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临参会、抗大一分校及后方医院、兵工厂、文化社团、工、青、妇组织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团、文化组织长期驻扎在庄氏庄园。
三、统一战线作用与沂蒙精神的关系
统一战线主要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寻求最大公约数、广交朋友凝合力”等方面,与“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内涵高度契合。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始终做到“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对党绝对忠诚,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沂蒙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沂蒙精神的根本保障。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首要、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决定着统一战线的方向、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3]沂蒙根据地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统战工作独立自主原则,采取“又联合又斗争”和“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等机动灵活的统战政策,既打击了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和军事进攻,又有效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如,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建立,同时调整加强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的领导,抽调大批党政军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深入基层恢复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建立群团组织和抗日武装。同时,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莒县政府联合,建立了县、区、乡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不仅开创了莒县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而且将经过斗争考验的先进分子介绍入党,迅速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共产党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还专门要求礼遇统战来宾。1940年11月7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明确规定,“凡我各级机关、部队、团体间人员往来,不得报销招待费。如遇统战来宾及其他特殊情形必须开支招待费时,每人每餐不得超过4角”[4]。正是共产党的伟大和真诚,感召广大党外人士向共产党靠拢,向党中央看齐,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二)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团结党外人士“听党话跟党走”。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多党合作根基,是广大党外人士和共产党员紧密联系的基础,刘少奇同志山东之行调研时指出,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也就是又打又拉,拉他抗日,打他反共反人民。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屈膝投降。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是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根据刘少奇的这些指示,中共山东分局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的“国民抗敌同志协会”及其所属武装“国民抗敌自卫军”问题,大大地发展了山东抗战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一大批国民党左派、各界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纷纷加入抗日阵营,来到沂蒙抗日根据地。莒南县大莲花汪村爱国进步人士徐干卿,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忧国忧民,四处奔走宣传抗日。八路军二支队一部进驻相邸后,积极协助丁原昌在壮岗、团林一带扩军,并先后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入伍,还动员捐出长、短枪数十支送交八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苍山暴动”时期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挺身而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8月兰陵县小城东的杨月扬、杨佃举和小岭的赵叙五等共产党员与纸坊进步人土王献廷一起,筹划抗日日救亡工作。不久,即发动青壮年近百人组建了抗日武装。曾在“苍山暴动”任西路指挥的宋宜安,组织起200余人的抗日队伍,在长新桥、白山一带通过“农民协会”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编为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直辖一营。1939年4月,临郯农救会在涌泉成立,并协助组建了临郯青年抗日大队,组织村民抵抗日军,多次配合临郯独立团开展反扫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各界人士用参军参战表达了对党的主张的高度认同,诠释了广大民众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向往,生动地彰显了沂蒙精神的风骨,真正做到了党外人士和共产党风雨同舟、同生共死。
(三)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为人民靠人民”同心圆。统一战线是作为一定的社会力量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组成的政治联盟,是“一致性”和“多样性”互生的“同心圆”系统。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画好同心圆的关键。1942年,莒南县在分局和地委“双减”工作团帮助下,首先在筵宾、仕沟两区开始试点,创造经验,然后由点到面全面推广,在全县根据地内迅速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解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建党、建政、建军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全县党员由1941年的1200余人发展到2250人。游击小组的成员由“双减”前的398人增加到2406人,青抗先队员由80多人增加到237人。各抗日群众团体也在逐步巩固发展和壮大,广大群众的抗战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这个共同目标,德国共产党党员汉斯●希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肩战斗,他见过列宁和斯大林,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敌后抗战,是第一个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来的外国记者,最后不幸血染沂蒙[5]。1945年9月19日,临沂县召开宗教界人士会议,宣传中共“信教自由”的一贯主张,并决定对美籍基督教士的房产加以修葺和保护,受到了教民们的赞誉。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临沂县党组织坚持“长期依靠群众,全面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在敌占区进行了反倒算斗争,在边沿区开始土改复查工作,使许多农民已失去的土地重新回到自己手中。1947年4月21日,中共临沂县委作出决定:变更各武装工作队组织,将原来完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战斗班,配备上善于战斗又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员,做到战斗与群众工作一起抓。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全县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二条战线,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军正面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条战线。
(四)广交天下朋友,凝聚“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强大合力。广交朋友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基本功,也是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效方式。抗战期间,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结交了一大批党外朋友,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1940年7-8月间,山东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具有立法权力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简称战工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山东省政府)。范明枢当选为参议长,刘民生是副议长;李澄之、梁竹航、杨希文、耿光波、张伯秋、田佩之、孙鸣岗、张立吾等都被选为战工会委员或参议会驻会议员。李澄之后任战工会副主任委员,其它同志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育、财经、司法等方面的负责人,他们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文化经济建设,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经过战争年代的长期考验,范明枢、李澄之、杨希文、彭畏三、梁竹航、孙鸣岗、田佩之、耿光波、张立吾、高赞非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中高级干部。
在那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撒革命火种,创建了沂蒙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深入人心,领导广大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在沂蒙大地真正形成了无坚不摧的抗日力量,真正达到了上阵不分男女老少,抗战不分农、工、商、学,支前不分穷人富人,形成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的全民抗战格局。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是统一战线工作最成功的实践和胜利。这有力地体现了沂蒙精神,这种精神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和平建设岁月的陶冶、改革开放时期的升华,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伟大的沂蒙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千百万沂蒙人民在新时代昂首阔步前进。
参考文献:
[1]党岩.历史格局中的常恩多和111师[J].党史纵横,2015(08):48-50.
[2]王贞勤.罗荣桓和“山大王”万春圃的情谊[J].春秋,2014(03):9-12.
[3]汤胜利,莫红梅.毛泽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J].党史纵览,2007(01):7-11.
[4]汲广运.论沂蒙精神与党建的良性互动及启示[J].临沂大学学报,2015,37(06):6-12.
[5]胡遵信.“外国八路”汉斯·希伯[J].春秋,1995(04):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