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沂蒙红嫂”与沂蒙精神
摘 要: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英雄群体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她所迸发出的“红嫂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载体。本文旨在通过考察“沂蒙红嫂”群体的主要事迹,分析产生这一群体的地理、历史、人文、时代等原因及其重要的历史影响,并结合具体实例来阐述抗日根据地内党群(军民)鱼水关系,分析继承和发扬“红嫂精神”、沂蒙精神,密切新时代党群、干群、军民关系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沂蒙红嫂 红嫂精神 沂蒙精神
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产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党和人民军队较困难的时期。“沂蒙红嫂”是沂蒙山区广大妇女拥军支前的光辉形象。勤劳勇敢、无私奉献、爱党拥军的 “红嫂精神”,是沂蒙山区劳动妇女勤劳、善良、勇敢、慈爱、坚韧、无畏的优秀品德与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信念共同熔铸的结果, 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来考察,继承和发扬“红嫂精神”,对密切党群、干群、军民关系,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警示价值。
一、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群体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主义赞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郭洪涛受中央委派来山东开展工作,1938年8月到达岸堤后,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已见雏形。此后,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领导同志来到以岸堤、马牧池、岱庄为中心的根据地内,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并在青驼寺召开了山东省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和工农青妇文动各组织。这也引起了日伪军的极度不安,频繁的“扫荡”围剿,妄图消灭在这一地区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沂蒙山区根据地。抗日根据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群体正是在这一时刻孕育而生,她们在党的领导下,缝军衣、做军鞋、烙煎饼、救伤员、传情报、抬担架、送子送郎参军、抚养革命后代,以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沂蒙红嫂”原型——明德英
明德英,女,1911年出生于沂南县岸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因病致哑。21岁时,嫁给了马牧池乡横河村的贫苦农民李开田。全国抗战爆发后,明德英在家乡目睹了日军的残暴行径和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战、为国为民的实际行动,从而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941年11月4日拂晓,日伪军突然包围了驻沂南县马牧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突围中负伤,跑到村西河岸边,在坟茔、树木间不停地躲闪、奔跑,日军不停地寻找、追赶。明德英看见了小战士的处境,迎上去将他拉进自家团瓢里,按在床上,盖上破烂不堪的被子。日本兵追赶过来,问她见到小战士没有,明德英毫不犹豫地向西山指了指,两个日本兵急忙朝西山追去。日本兵走后,明德英发现小战士因流血过多,已经昏迷。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烧水做饭,毅然将乳头塞进小战士嘴里……小战士得救了。随后,明德英又和丈夫杀了家中仅有的两只老母鸡,做成鸡汤,喂给小战士,她还天天用盐水帮助清洗感染流脓的伤口。半个多月后,小战士伤愈归队。
1943年初的一天夜里,八路军山东纵队军医处13岁的看护员庄新民,在反“扫荡”转移途中,被山石划伤,不慎掉队,与许多躲难的群众一起被日军抓住。由于年龄小,他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日军逼着被抓群众向泰安城运送抢来的物资。在这些被抓群众中就有明德英的丈夫李开田。李开田见庄新民人小、瘦弱,多处有伤,就与他以父子相称。到泰安后,他们一起被日军释放。长达一个月的磨难,庄新民身体非常虚弱,伤口化脓,高烧不退,李开田背着他长途跋涉几百里,回到了横河村。李开田和明德英夫妇冒着日伪军时常搜查的危险,精心照料、掩护和转移着庄新民。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息,庄新民的伤口渐渐愈合,身体也渐渐恢复,重新投入到抗日战场上。
明德英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情节,后来被写入小说《红嫂》,编入京剧《红云岗》、舞剧《沂蒙颂》。“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随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明德英也被公认为“沂蒙红嫂”的生活原型,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和爱戴。新中国建立后,她先后把儿子、女儿、孙子等送入子弟兵行列。明德英老人于1995年4月病逝,享年84岁。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明德英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二)沂蒙母亲——王换于
王换于,女,1888年生,沂南县圈里村人。19岁与东辛庄村于泮结婚。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她的丈夫、两个儿子和大儿媳在她的影响下,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夏,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大众日报》社等先后驻东辛庄。王换于为免除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后顾之忧,以集中精力打击日军,组织抚养罗荣桓、王建安、胡奇才、陈沂、艾楚南、江华、朱则民、赵志刚等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子女和一些革命烈士子女共42人。1941年冬,日军纠集5万人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把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交给王换于保存,并嘱咐:“全省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都在这本书上面,要千方百计保藏好。”她牢牢记住这句话,历尽艰险将这本书保存了38个年头,1978年上交,存入山东省档案馆。1941年11月,《大众日报》社发行科的毕铁华(白铁华)遭日军逮捕,身上多处被烙焦,溃烂化脓,后被群众营救,送到王换于家安置。在王换于及其丈夫、儿媳、女儿的精心治疗照顾下,40多天后,毕铁华(白铁华)恢复了健康,重返工作岗位。在这次日军“扫荡”中,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朱瑞的爱人陈若克被敌人逮捕后杀害于沂水城。12月中旬,陈若克及其刚出生的女儿的遗体被秘密运到东辛庄,王换于流着眼泪为陈若克母女做了寿衣,并隐蔽地将她们安葬在村东自家的园地里。
新中国建立后,年逾花甲的王换于继续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王换于老人于1989年1月病逝,被誉为“沂蒙母亲”。
在沂蒙山区像明德英、王换于这样与共产党八路军结下鱼水深情的人物不胜枚举:祖秀莲两次从死亡线上挽救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员郭伍士,郭伍士为报恩复员后回到沂蒙尽孝心;王步荣大娘动员四儿一女参军,事迹被编成歌曲广泛传唱;年轻漂亮的识字班班长梁怀玉发出峥峥誓言:“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她把自己的婚姻幸福抛在了前线,交给了革命;女党员尹德美,舍弃骨肉、出生入死、精心养育革命后代,用一颗善良纯真的爱心,凝结成了儿女姻缘,鱼水深情。
在沂蒙山区,广大青年妇女提出了“宁为抗日阵亡将士遗妇,不做怕死懦夫娇妻”、“宁为死难者孤女,不做活汉奸掌珠”的口号,老年妇女也发出了“宁愿儿孙当兵为国尽忠,不叫儿孙逃兵役膝下承孝”的誓言,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据资料统计:抗战时期,沂蒙山区共5.5万余名妇女参加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瓦解敌人9.8万多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工作人员,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护伤员1.9万余人。千千万万个英雄的沂蒙女性汇集成了一个名字——“沂蒙红嫂”,这个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光荣的革命历史丰碑上。
“红嫂”这一抗日女性英雄群体及体现这一群体意识的“红嫂精神”,经过其孕育、诞生、发展、丰富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无论在勤劳、善良、贤能、勇敢的内在涵养上,还是在淳朴、自然、自信、美丽的外在气质上,都已独具特色,闻名中外,为中华女性文化增添了更加亮丽的风采。这是一种最朴素、最宽厚、最圣洁、最伟大的志趣情怀,不论何时何地想起她,都会令人肃然起敬。陈毅元帅曾说“我们进了大上海,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民对我们解放军的支持和关怀,永远不能忘记沂蒙山区的乡亲、红嫂的贡献。”“我们虽然身在北京,但我们永远忘不了沂蒙山”。迟浩田上将也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特别是沂蒙山区人民用小米喂出来的,用担架抬出来的,车轮滚滚,全力支前,为前线提供了很好的保障。”“王换于、明德英是全国著名的红嫂,我们这些老战士,不会忘记你们养育之恩、救命之恩,不会忘记沂蒙山人为我们伟大的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沂蒙红嫂”孕育的“红嫂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断传承、丰满,鼓舞和激励着沂蒙儿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无私奉献、开拓奋进。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红嫂代表——沂蒙六姐妹、李桂芳
沂蒙六姐妹,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女英雄群体。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期间,沂蒙六姐妹不分昼夜,发动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做军鞋、救护伤病员。孟良崮战役期间,六姐妹搞宣传、震士气,带领全村为部队做军鞋500多双,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在孟良崮战役期间,带领32名妇女,扛起7块门板,在湍急的河水中架起了一座“人桥”,使部队快速渡过汶河。这座桥被后人称作“火线桥”。 1992年3月,李桂芳被省妇联等部门评为“山东红嫂”,同时被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420万人,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四)“红嫂精神”在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传承
新中国建立后,面对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和贫困的自然条件,沂蒙女性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爱国增产运动,成为农业战线上的一支主力军。她们不仅参加春种秋收,而且踊跃参加打井抗旱、改造山河、治理涝洼、植树造林等重体力劳动。1965年临沂地区有50多万青壮年妇女组成“花木兰”、“铁姑娘”、“穆桂英”等专业队,投入开山劈岭、挖渠凿沟的治山、治水、治涝工程。费县女石匠连、苍山县长城“三八”打井队分别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受到全国妇联的表彰。沂蒙女性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着“半边天”作用。
(五)改革开放时期“红嫂精神”的代表——胡玉萍、朱呈镕
胡玉萍1922年2月生于沂南县张庄镇石门亭村,解放战争时期曾担任和庄村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她照顾烈军属、五保户,一心扑在集体上,爱党爱军始终不渝。1978年胡玉萍随部队转业的儿子来到抚顺,把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带到了抚顺,把抚顺坚持了几十年的学雷锋活动推向了高潮。她经常帮助部队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被部队称为“编外辅导员”、战士们的“兵妈妈”。多年来共向社会和部队捐款捐物累计达15万多元,自己却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她多次被辽宁省委、沈阳军区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爱国拥军好妈妈”、“学雷锋先进模范”等称号;被国家民政部、劳动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授予“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全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在改革开放时期,沂蒙女性为党分忧,克服困难,奋力拼搏,建功立业。朱呈镕就是典型代表。她从一名下岗职工成长为一个女民营企业家,十年如一日坚持参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被群众称为“沂蒙新红嫂”。朱呈镕时刻情系“沂蒙红嫂”、人民子弟兵、困难群众,在“非典”疫情、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义不容辞的担起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2004年7月被评为山东省爱国拥军模范。迟浩田上将为朱呈镕亲笔题词:“学红嫂无私奉献、为人民鞠躬尽瘁”,原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为朱呈镕题词:“当代红嫂”。
“沂蒙红嫂”群体在战争年代直接保护了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火种,同时,其所孕育的“红嫂精神”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的丰富、传承,激励着无数的沂蒙儿女无私奉献、开拓奋进,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不断的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英雄群体产生的历史原因
(一)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造就了沂蒙山区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的高尚品德,是“沂蒙红嫂”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沂蒙山区群山连绵、丘陵起伏、河道纵横、地形复杂,地理单元独立,交通较为闭塞,外货不入,己物不出,独特的地理环境阻挡了外部纷杂世界的干扰,使得这里的劳动人民形成了淳朴、善良的品德,而“沂蒙红嫂”正是用她们的淳朴、善良哺育了党和人民军队。
沂蒙人民还具有捍卫正义的秉性。历史上此地曾发生过几次颇有影响的农民革命斗争。像汉代樊崇领导的赤眉起义,宋代杨妙真、李全领导的马髻山红袄军起义等,都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近代,政治失序、军阀混战,沂蒙人民饱受盘剥和压迫。特别是日军的入侵,更让生计雪上加霜,使得在这里的劳动人民更易于发动。光荣的革命传统与沂蒙人民淳朴善良、勤劳勇敢、侠肝义胆、豪放快直的传统民风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沂蒙人民有着优良的文化传统,以“仁、义、礼、智、信”为行为规范和人生哲学。生于封建社会的“沂蒙红嫂”们,敢于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用自己的乳汁救护伤员,既是日伪军倒行逆施的结果,又是党和人民军队正确引导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是普通劳动人民“仁、义”之心的体现,是受传统道德文化影响所产生的“自觉”行动。
(二)党制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方针,实行的土地政策、妇女解放政策,是“沂蒙红嫂”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
沂蒙山区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因此土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为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下了坚实基础,“跟着共产党走”成为沂蒙山区劳动人民的坚定选择。
沂蒙山区的妇女除了和男子一样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外,更是处在社会最底层,身心受尽摧残,贫困、疾病和劳苦伴随终生。正是由于她们处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受剥削和压迫最重,在她们内心深处蕴藏着的反抗力量和反抗精神也最强烈。一旦解放,其革命力量也最彻底,最势不可挡。抗日根据地成立伊始,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组织妇女剪发放足,帮助她们摆脱封建束缚。在文化教育上,开办“识字班”、开展冬学运动,带领妇女觉醒,高呼“谁第一个参军就嫁给谁”的梁怀玉就是识字班班长。至今,在沂蒙山区,“识字班”仍是未婚女青年的代名词。在政治上,组织成立妇救会,发动妇女抗日,保障她们的政治权力。王换于就是共产党员、妇救会的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韩大娘(谢徳甫)曾经当过沂南县岸堤区副区长。在婚姻家庭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正是这些妇女解放运动使得广大的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农村妇女高度的觉悟,没有认识上、文化上的提高,没有妇女解放,“沂蒙红嫂”群体是不可能产生的。
三、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与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鼎力合作,并肩战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是红嫂精神的外延
在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群众与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结成了牢不可破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的党和军队“一切为了群众”,人民则用汗水、乳汁和鲜血滋养着革命,保护着党和人民军队。
(一)军民戮力抗日。1938年以后,中共中央就明确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此后,中央发布了“拥军爱民”的指示,这成为战胜日军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劳动人民饱受日军“扫荡”的蹂躏,特别是1941年、1942年,根据地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但越是形势严峻,越是艰苦困难,军民鱼水情就越深,党群(军民)血肉联系也越密切。当时,日军妄图通过“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破坏群众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而使得群众无力支援革命。但在根据地里,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齐心一次次地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八路军在力量薄弱、武器落后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用战斗保卫群众生产”,不断地通过游击战打击日军,努力地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生产活动。老百姓则在日军进攻时,破路拆桥、藏粮食、藏耕牛、坚壁清野,给敌人设下重重障碍,让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敌人在最猖狂的时候,也未敢在沂蒙山区久留。像依汶镇五空桥村的刘式矩,在一次日军“扫荡”时,组织群众掩藏了50万斤军粮及一批军用物资,日军将其抓住后,三次将他按在铡刀下,他都没有说出藏粮食的地方,后被人们称为“三钻铡”的刘式矩。
(二)军民合作大生产。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12月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根据地内军民“组织起来”,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成为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大生产运动中,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方面打击日军,保护群众,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地方搞生产。军帮民,民帮军,掀起了轰轰烈烈大生产的热潮。至1943年4月,变工组在根据地内有了较普遍的发展,纺织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也有了大幅增长。省区县机关干部和军队官兵为减轻群众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省战工会首席组长黎玉也在沂南县桃花峪村同农民一起搞春季生产,他亲自刨地、垒地堰、扶犁。他使用的犁至今被该村群众保存着。
(三)军队和民兵成为战斗的整体。军队和民兵唇齿相依,缺了哪一个方面,也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自1941年冬大“扫荡”后,日军每年秋冬都有一次或几次成千上万人的 “扫荡”。此时,主力部队转入外线作战,只留一部分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民兵便成为根据地内重要的配合和抗击力量。他们一方面利用地形熟、善走山路的优势,埋地雷、放枪,阻击、牵制敌人,另一方面掩护群众,坚壁清野,跟敌人转山头,迫使敌人的每次“扫荡”都被拖得狼狈不堪,不得不撤走。“扫荡”过后,敌人会安上许多据点,有时不好打,就先由民兵围困,让它变成死据点,然后再由主力部队打掉。抗战时期,军队除了打击敌人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民兵训练,仅沂南一个县受过专门训练的民兵就有两万多人。时任山纵一旅政委的周赤萍将军曾在回忆文章中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和民兵实际上是一个战斗整体”。
(四)人民群众全力参军支前。八年抗战,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年轻力壮的青年人多数参了军或加入了县大队、区中队,直接上前线打仗。后方只剩下一部分青壮年,他们和老弱病残、妇女儿童都动员起来,全力以赴支援前线。部队打到哪里,支前的群众就跟到哪里,分工细致,有条不紊。军队的减员,战争的减员,都需要许多适龄青年补充,而且要年年补充,随时补充。沂蒙山区适龄青年很多都参了军,出现无数个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双双参军的动人场面。有的不是适龄青年也参了军,十一二岁参军的很多,女孩子参军的也不少。一次次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壮大了人民军队,这不仅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更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重要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军队的大力支持下,沂蒙根据地内涌现出无数英雄模范人物,像民兵英雄徐敏山、藏西山、金维三、张秀海、武善同、马邦才,劳动英雄朱富胜、王兑一、马星祥,学习英雄高洪安、李富玉,支前模范李家才等不胜枚举。他们和明德英、王换于等“沂蒙红嫂”一样,与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结成了一个牢不可破、密不可分的整体,戮力抗日、合作生产、全力支前,诠释着军民鱼水深情、诠释着党群血肉联系。
四、
通过考察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群体及所孕育的“红嫂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可以看出,“红嫂精神”不仅是进行和推动战争的一种动力,更是消释和终结战争的一种动力,是一种孕育、诞生、哺养和平的动力,是一种开辟和创造自由、和谐、幸福生活的动力。 “红嫂精神”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深厚的执政资源。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来考察,继承和发扬“红嫂精神”,对密切党群、干群、军民关系,加强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警示价值。
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政党在执政前后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几乎一直处于强大的国外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军阀的绞杀之中。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面对险恶的环境,只有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人民的支持,才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起来,如果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有遭受挫折甚至被绞杀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险恶环境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外在压力和动力。但执政以后,这种事关生死存亡的外在压力大为减缓甚至不复存在,脱离群众不会马上有性命之忧了,于是有些人就开始怠慢群众,甚至筑起有形无形的墙和百姓隔离开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起苦。”“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候好一些,……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如果一个党脱离了它所代表的民众,从人民之中爬到了人民之上,就成了一个纯粹争权夺利的工具,由执政为民蜕变为弄权为己,失去执政的坚实基础和丰厚资源,一到历史的拐点上,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便不投他们的赞成票,最终为人民所抛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们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党来自人民、代表人民这个定位;强调“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透过“沂蒙红嫂”现象的产生,分析“红嫂精神”所带来的历史影响,可以看出,以明德英、王换于为代表的“沂蒙红嫂”英雄群体与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之间的联系,是根据地内党群、军民团结战斗的一个缩影,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在战争年代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支前,支援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人民军队奋勇杀敌,不惜生命,用胜利回报人民的厚爱。党群、军民之间结下了鱼水深情、建立了血肉联系,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群、军民鱼水关系,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深厚的执政资源,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