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红嫂现象与党的妇女工作研究
李燕（中共临沂市委党校文化科技教研部）
摘要:革命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涌现出一个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妇女群体——沂蒙红嫂。她们的出现,是党在山东根据地所做的妇女工作的结果,是沂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根据地,通过放足运动和妇婴保健的普及,婚姻自由和家庭关系的改善,劳动、财产权利的赋予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基层妇女组织建设和妇女参政议政权利的落实,以及识字班的文化扫盲和革命思想教育,使饱受压迫的沂蒙妇女得以翻身解放,她们才会在对比抉择后选择中国共产党,才会有拥军支前的动人事迹。
关键词:沂蒙精神 沂蒙红嫂 根据地 妇女工作
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和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辛亥革命前后,极少数资产阶级进步女性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子参政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女性的参政意识进一步觉醒;中共二大把实现妇女与男子享有政治、经济、法律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作为奋斗目标,许多进步女性毅然决然的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但是,这些进步思潮却没有惠及到数目更为庞大的农村妇女。在沂蒙地区,女性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忍受和男人一样的贫穷与剥削,还要遭受更深重的封建压迫和奴役。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党组织和根据地政府做了大量宣传教育、组织动员妇女的思想工作,沂蒙妇女对自身受压迫、受奴隶命运的根源,对党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的理解逐渐深入,妇女解放的潮流终于席卷到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孔孟之乡。
一、沂蒙红嫂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因素
20世纪上半叶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来说,都是风云激变的时代。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沂蒙地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诞生了一个英雄的女性群众——沂蒙红嫂。
(一)黑暗社会现实的压迫
沂蒙地区从清末开始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匪横行,社会长期处于混乱失序的状态。到20世纪20年代初,沂蒙地区仍保留着严重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富农和军阀手中,农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既处于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又受着兵匪骚扰劫掠之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沂蒙人民,对旧社会、旧制度怀有刻骨的仇恨。
1.土地占有状况:长久以来,“旧社会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却不得温饱。”[1]这样的剥削制度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通过土地改革,原本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在根据地政府的主持下分的了土地。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土地,沂蒙人民无论男女老少当然会支持根据地政权、支持共产党,进而踊跃的参军参战、拥军支前。
2.兵匪之扰: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仅十几年时间,统治沂蒙地区的军阀如走马灯般轮番登场,这些军阀兵祸连年、鱼肉乡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沂蒙地区大量百姓流离失所,贫苦的生活、独特的地理环境很容易使衣食无着的百姓走上当兵打仗或占山为王的兵匪之路。沂蒙地区的土匪,如刘黑七、马五爷、赵嬷嬷等,散居各方、穷凶极恶、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在张宗昌统治山东的1925-1928年期间,仅刘黑七强结果的村庄就有1000余个,杀害群众12000余人。土匪所到之处,刀砍、活埋、挖眼、剖心,手段残忍、惨案频出。
1938年聂荣臻曾就华北的社会状况做如下概括:“从政治上说,这个地区,过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旧的落后势力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比其他地方特别显得落后……文化闭塞,一般民众,对于社会改革,表现隔膜与冷淡,富于农业社会特有的保守观念。”[2]虽然说的是整个华北,但也符合沂蒙地区抗战爆发前的社会状况。在这种黑暗的社会中,妇女除了要忍受和男人一样的贫穷和压迫,还要承受更深重的苦难,被包办、被买卖、被奴役、被虐待,被劫掠、被强暴,甚至被杀害。沂蒙妇忍受的压迫越重,反抗的愿望就越强烈,她们渴望革命、渴望变革。
(二)地域文化的影响
中国革命为什么选择沂蒙山区?首先与这里的地理特点有关。沂蒙地区位于鲁中南地带,北临胶济铁路,西接津浦铁路,南濒陇海铁路,群山连绵、丘陵起伏、河道纵横,地形十分复杂,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谓的沂蒙山区,主要有沂山、蒙山、鲁山、北大山、孟良崮等高山丘陵组成,地貌复杂、交通闭塞,旱涝冰雹等自然灾害频发。在旧中国黑暗的社会制度下,沂蒙人民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对实现翻身解放、过上美好生活充满着渴望。长期的生活磨炼,也造就了他们勤劳淳朴、吃苦耐劳、向往光明、自强不息的性格。
其次与这里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临沂地处古代鲁国和齐国的交界地,既有鲁文化敦厚重信的一面,也融合了齐文化勇武刚强的特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沂蒙人民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品格,他们处世以仁、待人以义、对国以忠、作战以勇、侍亲以孝。面对不平和压迫时有抗争精神,与共产党宣传的推翻剥削阶级、建立平等社会的革命主张正好吻合。沂蒙妇女也继承了这种文化品格,讲求忠孝节义、知恩图报。沂蒙人民的性格中还有刚烈不屈的一面,土地革命时期,沂蒙人民就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发起过苍山暴动、沂水暴动、日照暴动等一系列反抗封建剥削的农民运动。沂蒙妇女也富有抗争精神,西汉末年,琅琊海曲(今日照)人吕母为替冤死的儿子报仇,散尽家财召集数千人发动起义,攻陷海曲县城,诛杀贪官,成为西汉末年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历史上第一位领导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南宋年间红袄军领袖杨妙真,带领义军转战山东,抗击金兵的入侵。她们都是古代沂蒙妇女的杰出代表,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妇女像她们一样智勇双全。根据地建立后,沂蒙妇女得到党的组织和领导,再加上革命思想的熏陶,她们的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和对党的奉献与忠诚,经得起考验。
(三)革命战争的淬炼
1938年,日寇的铁蹄踏进沂蒙山区,他们肆意屠杀沂蒙人民,先后制造了刘庄集、上下峪子等惨案。1938年4月,日军攻占临沂城后,疯狂屠杀无辜市民3000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临沂惨案”。此外,他们还对沂蒙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沂蒙人民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困局下,国民党政府还继续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民党军队还是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内耗严重。1940年,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还有20万人,到1943年锐减为2万余人。国民党无法支撑敌后抗日,只好撤出山东。
在这样的困局下,中共中央却做出“派兵去山东”决定,开辟敌后根据地,领导山东的革命斗争。八路军115师、新四军先后进入沂蒙山区,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朱瑞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先后来到这里。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中,山东党政军民“一同打鬼子,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减租,一同护秋收,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伟大的沂蒙精神的同时,赋予了沂蒙妇女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促使沂蒙红嫂群体大量涌现。为了支援前线保家卫国的沂蒙儿郎,她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送子送郎参军、抚育革命后代,涌现出乳汁救伤员的明德英、舍孙抚遗孤的王换于、鬻女献军粮的方兰亭等英模人物。
二、党在沂蒙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的经验和成果
红嫂群体在沂蒙地区大量涌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时代背景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党在根据地开展的有针对性的妇女工作。党和根据地政府为沂蒙妇女做了大量实事、好事,沂蒙妇女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才会在对比和抉择中选择共产党,才有沂蒙红嫂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
(一)陈规陋习的废除,解放了沂蒙妇女的身体和心灵
1.放足运动:对旧中国的妇女而言,缠足是忍受了近千年的枷锁,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抗战爆发后,缠足的妇女行动不便,很难在战乱环境中生存。为了废除这一陋习,山东省战工会于1943年发布了《关于开展妇女放足运动的指示》,号召妇女按年龄放足。但在封建保守的沂蒙地区,遭到了很多妇女的抵制,她们躲藏起来抗拒放足。面对妇女的抵触情绪,根据地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而是开展持续的、深入群众的宣传和教育。通过贴标语、喊口号和识字班教授《放脚歌》等方式,宣传缠足的危害和放足的好处。并依照女性的心理特点,将放足的具体工作交由妇救会和基层妇女干部完成。当时,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在做群众工作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群众做什么,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妇女干部们坚持这一规定,自己先放足,再动员家人亲属放足,之后才去动员其他妇女。红嫂李翠华1945-47年任职乡妇救会长,负责妇女工作时,走街串巷、细致耐心的说服了5000多名妇女放足。根据地的党员干部靠周到细致的思想工作、身先示范的带头作用,使绝大多数的沂蒙妇女能够以健康的体魄参与到生产劳动和拥军支前工作中。
2.婚姻自由的实现和家庭关系的改善:20世纪前期的沂蒙地区,包办买卖、可以纳妾的婚姻制度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政权、族权、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3]打破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男女平等自愿的新婚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根本任务。山东根据地建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婚姻法规,如1942《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1949年《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等,明确规定根据地实行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保护了妇女的切身权益。沂蒙妇女遇到婚姻问题时,可以向法律、向根据地政府请求帮助,1949年,蒙阴县仅用二十余天的时间,解决受虐妇女离婚案子12件;1951年,沂水县在半年时间里,解决离婚和解除婚约纠纷194起。除了帮助妇女实现婚姻自由,根据地还重视营造和谐平等的家庭关系,反对夫家任意欺压和打骂媳妇的陋习。识字班也教授给学员大量反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家庭和睦的歌谣,根据地还支持妇女参与生产劳动,使妇女的家庭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二)妇婴保健施行和经济权利赋予,保障了沂蒙妇女的切身利益
1.妇婴保健的施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生育对沂蒙妇女来说是生死考验。1941年,部队转移途中,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爱人陈若克因怀有身孕、行动不便与部队失散,被日军抓获,她和早产的女儿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的爱人辛锐,怀孕后为不影响革命工作选择流产,之后一直身体虚弱,大青山突围中被日军围困在山坳里,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同样,因为贫穷的生活和极端恶劣的卫生和医疗环境,婴幼儿死亡率极高。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在紧张的军政经费中尽可能保证妇女儿童的特殊需要。1940年,《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关于保健养病育婴等费用的规定》中提出根据地所有脱产工作的妇女生育时发放20元补助,1941年增加到30元,1942年增加到40元。1943年,《修正产妇保健婴儿保育暂行办法》中进一步规定,妇女生育时发放红白糖、鸡蛋、细粮等营养品。为了解决脱产工作的女同志抚养孩子的困难,根据地开设保育院,还有很多沂蒙红嫂主动承担起抚育革命后代的任务。“沂蒙母亲”王换于就曾在家里创办地下托儿所,精心抚养了80多名革命后代。这些保护妇女儿童的政策和沂蒙红嫂的无私付出,支持和鼓励了更多沂蒙妇女投身革命工作、加入革命队伍。
2.经济权利的赋予:党和根据地政府还通过各种措施切实保障沂蒙妇女的经济权益。1941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颁布的《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中写入了专门的女工保护条款,规定男女工同工同酬;1945年,《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规定女子在婚姻和继承中拥有财产权;1946年,《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规定在土改中妇女享有和男人一样的分得土地的权利,妇女出嫁或改嫁时,其分得的土地可自由支配;1947年,中央就发动妇女参加土改运动发出指示:各根据地要主动、及时地发动妇女参加土改斗争,促使受压迫的妇女翻身解放。沂蒙妇女积极响应党和根据地政府的号召,成为土改斗争中的重要力量,和男人一样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和巩固了妇女的经济地位。
(三)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妇女作用的发挥,增强了沂蒙妇女自立自强的斗争意识
为了确保妇女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先后颁布了《“三八”妇女节与山东妇女》、《抗日以来的山东妇女》、《妇女救国会宣传大纲》、《保卫鲁南抗日根据地与山东妇女总动员》等一系列纲领和文件,广泛建立妇女组织,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动员沂蒙妇女加入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
1.动员妇女参政议政:随着妇女工作的开展,沂蒙地区的各级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陆续建立。截止1940年7月,山东根据地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已达26万。与此同时,妇女党员和干部人数也迅速增加,1941年,山东分局要求各根据地按照妇女占党员总数20%的比例来发展党员,并从中选取积极进步、能力突出者担任干部。至1944年,鲁中区有女党员2465人,占党员总数的lO.1%;鲁南区各级党委有女干部45人。1949年,沂水县93名南下干部中有16名女干部。根据地还赋予了沂蒙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些原本是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通过选举展示了能力,当上根据地的干部,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动员妇女拥军支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持久战,胜负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决,也是物资、兵源等后勤补给的竞赛。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共有脱产干部、战士、军工和医护人员150万左右,沂蒙地区的青壮年男性很多参军支前上了前线,后勤工作大多落在妇女肩上。在党和根据地政府的组织动员下,沂蒙妇女积极为部队洗军衣、做军鞋、碾军粮。沂蒙六姐妹的事迹就是典型的代表,她们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带领烟庄妇女为部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料草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
3.动员妇女支持亲人参军:根据地政府优待军属,通过组织军属代耕队、减免支前任务、发放粮食和荣誉证书等方式,在根据地树立了当兵光荣、军属光荣的观念。沂蒙妇女纷纷动员亲人参军,1947年3月8日《大众日报》报导:新泰、沂北、沂中等三个县“25位祖母送孙子、213位母亲送儿子、157位妻子送丈夫、30多位姑娘送未婚夫、40多位姑娘送兄弟、父亲参军”的事迹。妇女的踊跃支持,是沂蒙根据地“120万人拥军支前,20万人参军参战,10万人血洒疆场”的坚实后盾。
4.动员妇女配合部队行动:沂蒙妇女将八路军、解放军视如自己的亲人,经常冒生命危险掩护、救助我军战士。党组织和妇救会还发动沂蒙妇女开展传送情报、侦察消息、举报汉奸、破坏敌人交通、运送弹药、战地救护等工作。沂水县桃棵子村祖秀莲精心护理和治疗身负重伤的八路军战士郭伍士,助其伤愈重返部队;沂南县东辛庄王换于多次冒生命危险救助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干部,曾悉心照顾全身严重烙伤的《大众日报》社人员毕铁华。这样的事迹在沂蒙地区数不胜数。
5.动员妇女直接参战:根据地组织妇女加入民兵自卫团,学习埋地雷、拼刺刀、扔手榴弹,甚至组织爆破组,与敌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根据1943年的统计数字,至少有35万山东妇女参加过民兵自卫团。莒南县大店为保卫胜利果实,成立了149人的女民兵自卫团,站岗放哨,维护治安;沂南县岸堤镇东北村曾组织女子爆破队,识字班班长公成美担任队长,在配合主力部队打赢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识字班的文化和思想教育,增强了沂蒙妇女爱党拥军的感情
党和根据地政府重视妇女教育,通过兴办妇女半日学校、妇女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读报组等,利用闲余时间组织妇女进行学习文化和思想教育。这些方式中,在沂蒙地区影响最大的是识字班。识字班既是妇女学习班,又是基层妇女组织,在带领妇女学习文化、提高认识、争取解放、拥军支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1.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1944年《莒南县委工作计划》要求:识字班等庄户学的教学内容可根据群众需要随编随教,要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经常讨论时政问题,加强敌情教育,起到思想动员阵地的作用。[4]考虑到沂蒙妇女文化水平偏低,成年人接受文化和思想教育不喜欢说教等特点,识字班将要宣传的革命思想和动员群众做的工作编成歌谣教给学员,内容大都是歌颂共产党、传递胜利消息、宣传妇女解放、动员支持参军、鼓励拥军支前等主题。通过传唱歌谣,沂蒙妇女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激发起无限的斗争精神和支前动力。
2.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在根据地,识字班等庄户学形式在扫盲运动中取得显著成绩。1943年,莒南县全年不间断授课的妇女识字班520多个,坚持参加学习者15700余人;1945年,全鲁中解放区的7078个村庄(边沿区除外)中,有妇女识字班5000多处,学员约12万人。[5]沂蒙妇女通过识字班的文化学习,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成为根据地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3. 孕育涵养沂蒙精神,坚定了沂蒙妇女跟党走的决心。根据地建立之初,沂蒙妇女只是以善良的本性支持抗战、关怀八路军战士。在革命战争的锤炼下,在党的动员和组织下,特别是在识字班的宣传和教育下,沂蒙妇女学习了文化知识、革命道理,掌握了基本的思辨能力,学会了客观理性的思考问题,明白了自身受压迫、受奴隶命运的根源,更深入的理解了党的革命纲领和奋斗目标。她们对党、对人民军队的支持升华转变为自觉自发、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们固有的传统美德也转化为刚强、勇敢、大爱、奉献的革命精神,并涵养形成了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嫂精神。
三、沂蒙根据地妇女工作的经验对当前群众工作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应当以史为鉴,尤其是从当年山东根据地的党员干部与群众打交道的经验中寻找启示,为当前的党员干部提供做好群众工作的办法。
(一)做群众工作要从群众看得见、摸得到的实事小事做起
山东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和军阀土匪长期骚扰带来的恶劣印象,沂蒙地区的群众特别是常年足不出户的妇女不敢接近共产党,对八路军有害怕和抵触的心理。为了获得她们的接受和支持,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是放足、婚姻自由、参政议政、文化教育,还是土地、财产权利的赋予,给予沂蒙妇女的是实实在在的精神和物质利益,使沂蒙妇女真切感受到共产党人和根据地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真感情。今天的党员干部,要想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戴,做好群众工作,也应该从实事做起,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只有把每件小事做好、做实、做出成效,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正感受到这件事带来的好处,群众自然会对我们的工作满意。
(二)与群众交流和沟通时要了解群众心理,使用群众语言
沂蒙妇女大多文化水平低下,与她们打交道,做她们思想工作需要党员干部放下书本子和官架子,学会把握她们的心理,懂得使用她们的语言,否则交流沟通起来就不顺畅。1943年10月,黎玉在山东分局群工会上提出:做群众工作时的宣传语言要群众化。之后,根据地在宣传工作中大量使用通俗语言,报刊文章、宣传标语尽可能浅显易懂,“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今年种地人真忙,组织妇女把脚放,大脚赶路多稳当,放脚劳动多荣光”;“夫与妻,婆与媳,都要和和气气”等妇孺皆懂的语言比比皆是。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作报告和发表讲话时也大量使用通俗语言,1941年,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鲁南妇女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演讲时,开篇的称呼就是“各位老大娘,各位大嫂子,各位大姐,各位姊妹”,亲切朴实,引发了沂蒙妇女的广泛共鸣与倾诉。就像她们自己说的:“我活了大半辈子,窝在心里的不平事,今天才敢说出来。”
(三)群众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反复做、变着花样做
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很难一次成功,需要做工作的党员干部有耐心反复做、有创新变着花样做。根据地为发动妇女加入基层组织,派了很多工作组深入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和进步思想,但妇女深受传统观念束缚,一时间难以觉悟,思想工作很难打开局面。为了确保妇女解放运动广泛开展,根据地按照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更有弹性的工作策略,克服妇女工作浮于表面的弊端。当时,一些女党员干部曾在农村认干娘,有了这层关系,她们能够更方便的对沂蒙妇女进行宣传动员,工作效果明显。截止到1940年7月,山东根据地加入妇女组织的人数达到26万。
(四)做群众工作要有带头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
山东根据地的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也遇到过很多阻碍,但他们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作用。在莒南县的动员参军工作中,识字班队长刘继再为动员哥哥参军,忍受母亲和嫂子的怒骂,反复做她们的思想工作,最终冲破层层阻碍,亲自将哥哥送到部队上。她的事迹,带动了身边的群众,掀起了周围几个村庄参军运动的高潮。现在的很多工作,特别是基层工作,是“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像征缴、扶贫、拆迁等工作都是艰苦繁杂又容易与群众产生沟通问题的。基层一线做这些工作的党员干部,不仅要吃苦受累,可能还要吃亏受气,但既然在这样的岗位上,就要承担起自己的职责,面对委屈时不气馁,面对困难时不后退,做好敢打硬仗的思想准备,只要真抓实干把工作做好,让群众看到实绩,就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和支持。
红嫂群体虽然诞生于遥远的战争年代,但红嫂精神却还在传承和弘扬于当下社会。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临沂视察时曾讲到:沂蒙精神是党和沂蒙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的。沂蒙红嫂现象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但其主导是党的领导,是党的有针对性的妇女工作的结果。新时期的党员干部不仅要学习红嫂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更要学根据地与群众打交道,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的好经验、好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将“喊一句同志亲三辈,叫一声红嫂泪花流”的党群、干群关系,把红嫂精神传承下去。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毛泽东.目前形势私藐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1页.
[2]聂荣臻.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97页.
[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1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莒南县文史委员会.莒南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89.231-232页.
[5]山东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山东解放区教育史.济南,明天出版社.1989.391页.
[6]中共临沂市委.沂蒙红嫂颂.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7]山东省妇联宣传部.山东妇女运动文献.内部资料.
[8]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 临沂百年大事记.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9]本书编写组.沂蒙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10]张侠.鲁中南妇女运动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