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是党群关系的生动体现
yimeng spirit reflect party-mass relationship
朱璇（临沂市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
摘 要:沂蒙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山东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时代民族精神。沂蒙精神集中体现了山东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生动展现了我们党、军队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和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征程上,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沂蒙精神;群众路线;血肉联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们就幸福安康。”党同人民保持和谐融洽的血肉联系,既是沂蒙精神的真实写照和生动体现,也是沂蒙精神的特色和特质。
一、沂蒙精神是党和群众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同样,沂蒙精神也不是横空出世,它是山东党政军民在革命斗争的长期淬炼中共同创造的。山东拥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齐鲁文明,鲁文化的敦厚重礼、齐文化开放坚韧的长期熏陶,使沂蒙人民形成了尽忠尽孝、崇文尚武、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独特性格,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忠心耿耿,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特别顾大局、讲信用,勇于舍生取义,富于牺牲精神。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为沂蒙精神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土壤。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沂蒙学子在外求学时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真理,开展地方武装斗争,为沂蒙精神的孕育打下基础。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以沂蒙人民为代表的齐鲁儿女,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共同推进沂蒙精神的萌发和形成。山东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东战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以黎玉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发动全体党员和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山东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国民党军队溃退、日军立足未稳之际,举行了徂徕山等遍布全省的抗日武装起义,组建起土生土长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独立担当起山东抗战的重任。
山东抗日根据地既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抗日根据地的纽带,也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同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联系通道。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共中夹、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山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要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八路军在敌后的重要战略基地。为此,党中央做出了“派兵去山东”的重要决策。八路军115师各部先后东进入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从延安派到山东,国民党统治区的大批爱国进步青年,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纷纷到山东支援抗日斗争,大大增强了山东的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建立起27万人的主力部队、50万人的民兵、150万人的自卫团组成的强大人民革命武装,辖有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战略区,控制了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2400万人口。
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既是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打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主战场,更是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沂蒙地区是当时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被称作“山东的小延安”。抗战胜利后,先后有近百万将士从山东根据地奔赴解放全中国的战场,成为解放战争中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从各地抽调1 1万部队开赴东扎,其中从山东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7万人,另外还有6000多名干部,成为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干力量;山东其余20余万部队与新四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在华东解放战场上屡建战功;第二野战军的部分部队也是从山东抗日根据地走出来的子弟兵。
后来,罗荣桓在谈到山东抗日斗争时说:“如果没有山东根据地,要集中那么多的兵力进军东北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山东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集中我军向北移就没有立足点,对后来的大江南北的作战支援也将是很困难的。所以,对山东人民在抗战时期的功劳应有充分的评价,对山东的人民和军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一定要好好歌颂。”
在山东根据地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过程中,党政军民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结成了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党和军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筑起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济南军区原政委宋清渭说:“我刚参加革命时,村里、镇乡都是日伪军的据点,处处都有封锁线。我们吃的是老百姓的粮,住的是老百姓的房,离开老百姓真是寸步难行。”山东人民坚定了跟党走、跟党干革命的信念,把自己的生命、利益、前程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人民军队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难以分离的血肉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安设据点,构筑封锁线,对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生灵涂炭,残忍至极,骇人听闻。在日军诱降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影响下,国民党顽同派在敌后不断同共产党、八路军制造摩擦。我党我军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反击,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正面迎击日伪军的同时,组织民兵向日伪军展开地需战、麻雀战,配合山东纵队、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伏击、袭扰日伪军。妇女、儿童也纷纷组织起来,站岗放哨、递送情报,使根据地的村庄成为一个个坚强的抗日堡垒。正是依靠密切的党群、兵民关系,齐心协力粉碎了日伪军一次次的“扫荡”,在苦难重重的境地里仍然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土改运动,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推进了民主政权建设,逐步当家作主,享受到了革命胜利后的果实和翻身解放的喜悦。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向山东等地发起重点进攻,人民群众获得的短暂和平生活受到破坏,特别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为此,山东人民更加坚定地与党和军队紧紧地站在一起,焕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共同抗击敌人的进攻。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局势,调整战略部署,要求山东部队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东北挺进,同时派驻新的力量到山东。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在“保卫胜利果实”、“杀蒋立功”、“爱护主力、扩大主力”等口号的鼓舞下,山东解放区掀起4次参军热湖,为全国参军人数最多的省份。
正是在这种抗日救国的民族危亡、政治使命和历史条件下,在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命运的一致,血液的汇流,利益的依托,精神的融合,使山东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凝聚起赢取革命胜利的强大力量,共同熔铸和培育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二、沂蒙精神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从沂蒙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贯彻得好,就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拥护,就能取得革命斗争的主动权;什么时候贯彻执行得不好、不到位,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会陷于被动境地,甚至面临失败的危险。
抗战初期,山东根据地的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实行单纯的军事观点,只重视如何打仗,不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做群众思想工作,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上走过一段弯路。而当时抗战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日伪军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根据地建设一度出现严峻困难。严酷的现实使山东根据地的党组织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党和军队的力量之源、根基所在,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生存和发展。认识的转变引导着山东省抗日根据地逐步重视群众工作。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活动都为了群众的利益展开。
(一)领导和组织人民当家作主
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劳苦大众深受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压迫,经济上受尽剥削,政治上受尽奴役,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共产党就是要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通过三项工作来实现群众最大政治利益。
1、加强政权建设。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央加强政权建设的指示,按照三三制原则,也就是在政府干部当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建立了行署、专署、县政府、区公所、乡公所和村公所等各级民主政权。到1940年7月26日,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机构——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也就是山东省政府的前身。
2、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在这众多的法律法规当中,最著名的就是《人权保障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组织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后被收入《世界人权约法总揽》。《条例》第三条规定: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项基本权力,第四条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旗帜鲜明地宣示了群众享有的政治权利。
3、民主选举。中共山东分局要求各地党组织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1941年前后,在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民选的区长占80%,民选的乡长占70%。根据地的村级政权,大都由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长工村长、牛倌区长。当时,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是文盲,就创造了一些简单而有效的选举方法,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豆选”的办法:候选人背对选民而坐,背后放一个粗瓷海碗,全村成年村民每人攥一颗黄豆,依次走过候选人的背后,把神圣的黄豆粒投入自己最可信赖人的碗里。民主,用它那最直接的方式,给敦厚朴实的庄稼汉蜕去了心灵上的老茧,为他们寻回了几乎忘却的自尊。到1948年,山东解放区的村乡县三级政权都实现了民主选举,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一套政权、神权和族权。政治上翻身得解放的农民,更加扬眉吐气,更加坚定地跟党走。
(二)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1、减租减息。这是抗战时期解决土地问题的一项特殊政策。1940年9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确定“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11月,山东省临参会审议通过的《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公布实施。但“双减”政策在沂蒙根据地落实不够,力度不够,效果并不明显。1942年4月,刘少奇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在去延安召开党的七大途中,来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1942年5月4日,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具体办法就是“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经过一系列工作,减租减息最后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以高粱为例,双减后平均每亩交租的情况是:根据地每亩交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这样以来,人心向背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生产运动。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在这两年里,日本侵略军对沂蒙更加的实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占领区反复“清乡”,对游击区和根据地实行大规模轮番“扫荡”,根据地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为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从1943年冬季开始,山东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农业方面,提倡开垦荒地、精耕细作,扩大了耕地面积,提高了单位产量;大力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止水土流失,扩大农田灌溉面积;重点推广植棉、奖励畜牧,并发放农业贷款,解决农民肥料、种子、牲畜、农具等困难。军队一面背枪,一面荷锄,在边沿区帮群众抢收抢种,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1945年根据地共计增产粮食6836.7万斤,人均增长约3.4 斤。棉花生产方面,1945年一年,根据地除渤海区外,共植棉102万亩,产棉1894万斤,基本上满足了抗日军民的需要。工业方面,公营私营的各类工厂100多个。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极大改善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也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3、开展救济事业。由于长期残酷的战争破坏加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山东根据地、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田地荒芜、瘟疫横行、饥民嗷嗷待哺,成千上万的难民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为了有效开展救济工作,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成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和临时救济组织,设立专门救济款项专款专用。同时,号召党政机关捐款、民间群众捐款,并积极争取国际上人道主义援助,重点做好灾荒救济、难民救济、医疗救济、失业救济、贫困救济及老弱孤独的安置等,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和拥护。
4、土地改革。在当时的中国,广大农民最直接的利益是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抗战之前的山东农村,地主占有土地十分普遍,剥削也十分残酷。山东的土改在抗战胜利后陆续开始,到1949年上半年为止,山东革命根据地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历史性任务,在山东历史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转变。获得土地的沂蒙农民迸发出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极大热情,人民踊跃参军支前。当时参与沂南县依汶庄土改的李子超同志曾写了一首《土改有感》:铁树开花明了天,农奴奋起把身翻;印章到手抓枪杆,土地还家焚债券;重铐长镣全打碎,陈规旧制尽更弦;红旗指引光明路,团结一心永向前。许多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得到家乡土改分地的音信,改变了“为谁打仗”的态度,纷纷阵前倒戈,投向人民军队。
(三)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
历代王朝对老百姓都采取的是愚民政策,广大穷苦百姓没机会读书,成了睁眼瞎。是中国共产党彻底打破了这一束缚,高度重视学校教育,让老百姓识字明理,提高觉悟。当时,山东根据地实行的是干部教育、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战时教育体制。到1941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小学7000多所,学生41万余人。另外,在农村广泛开展了学文化运动,像夜校、冬学、庄户学等。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庄户学,说的是年仅18岁的张建华老师,发现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孩子都要去参加家庭生产劳动,无法坚持上课,于是,他根据孩子们的不同劳动任务,把他们分成放牛组、割草组、拾柴组等,在田间、山坡巡回给他们上课。遇到阴雨天,再把他们集中到教室读书,较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劳动的矛盾。“庄户学”的做法一开始仅在儿童当中进行,后来就推广到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战士班,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做法经《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登载后,鲁中、胶东、渤海、鲁南等地纷纷派出代表,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来洙边区参观学习。在此基础上,整个沂蒙山区还普遍办起了“识字班”。“识字班”按年龄、性别编班,其中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三四个月下来,不仅能认识“路条”,大多数人还会阅读简单的书报、会写简单的书信,所以就习惯称女青年为“识字班”,后来“识字班”成了沂蒙山区年轻姑娘的特殊称谓。
共产党带给贫瘠山村的绝不是识几个字的变化,在识字班,农村妇女不但是学文化,还接受先进思想的启蒙。有一次,香港几家报社的记者在莒中县采访了一个村庄的几个“识字班”,发现这些姑娘不仅粗通文墨,而且还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政治术语阐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表达她们对建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愿望。记者们无不感到惊奇,这是他们在国统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事情。
曾经在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任英语教员的美国人韩丁,1948年作为工作队观察员参加了根据地的土改运动。他后来写了一本书《翻身》,在序言中他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可以说,经济上翻身解放,政治上当家作主,文化上摆脱桎梏的沂蒙人民,在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中,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沂蒙精神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山东视察工作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在那个风雨如晦、金戈铁马的岁月,山东根据地(解放区)的党政军群各级领导与沂蒙人民同生死、共患难,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共产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爱护群众,拯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民军队一往情深。在沂蒙根据地,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沂蒙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支撑了战争。
(一)铜墙铁壁是胜利之本
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沂蒙人民被充分发动起来,积极投身于革命战争。莒南县渊子崖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41年12月20日清晨,面对日军1000余人的突然袭击,全村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日军官兵120余人,该村村民和地方干部147人壮烈牺牲。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其为“村自卫战的抗日楷模村”。
抗战爆发后,沂源县南岩村组建了40多人的民兵队。1943年9月17日夜,他们奇袭日伪军玉皇顶据点,打死打伤35个敌人,缴获小炮2门,轻机枪两挺,步枪18支和子弹万余发。《解放日报》、《大众日报》多次报道过他们的英雄事迹。
在沂水县西南山区有个西墙峪村,几十户人家散处在数公里长的山峪里。在党的领导下,村里建立起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自卫团等。八路军一部分伤员、粮食、军用物资等掩藏在该村。全体村民动员起来,日夜战岗、放哨、巡逻,并在家中、山上、地里挖掩藏、防御工事,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扫荡。使八路军伤员、家属、物资等无一损失。
(二)沂蒙红嫂,无私奉献。
战争没有让女人走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沂蒙妇女积极拥军支前,送子送郎参军,做军鞋,碾军粮,抬担架,救伤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奏响了壮丽的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勋册上,赫然记下了她们的名字——沂蒙红嫂。
抗日战争中,沂蒙地区5.5万余名妇女参加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瓦解敌人9.8万多人,15.5万余名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9.4万余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工作人员,4.2万余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护伤员1.9万余人。在战场上每救护一个伤员,就要付出和伤员一样的代价,我们能够想象的出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沂蒙妇女的牺牲和奉献。解放战争中,沂蒙女性更是积极响应“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几乎承担了全部的战争后勤任务。孟良崮战役期间,平邑县4000盘石碾昼夜不停,全县参加碾军粮的妇女达20多万人;莒南县十字路镇的妇女加班加点,一夜间就裁出了5万米布缝制成1500条军粮口袋。
根据《沂蒙颂》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二年间,临沂地区的妇女共做军鞋315.13万双,做军衣121.68万件,碾米磨面11715.9万斤,共动员39万亲人参军。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时,沂蒙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毫不犹豫地用自己柔弱的肩头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和平安定时,又淡泊名利,安于清贫。正是这些伟大而又平凡的女性铸成了中华民族的半壁脊梁。
沂蒙妇女的故事感动了著名作家刘知侠,他以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事迹为素材创作了小说《红嫂》,后改编为同名京剧和舞剧《沂蒙颂》,在全国广为流传。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京剧《红嫂》后,毛主席在接见红嫂扮演者张春秋时作了重要指示:“《红嫂》这出戏是军民鱼水情的戏,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教育更多的人,做共和国的新红嫂。”由此“红嫂”正式成为对革命战争年代坚贞勇敢、无私奉献、爱党拥军的沂蒙女性共同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的丰碑之上。
(三)沂蒙人民全力、全面、全程支前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在人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1959年,陈毅在听取青岛地方戏曲晋京汇报演出后,在座谈会上说,“我陈毅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
沂蒙人民的拥军义举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率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东过沂水,途经费县梁邱时,为了不打扰当地群众,部队宿营一律不进门入户,于村头野地抱枪而眠。当地群众第一次见到如此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的队伍,深受感动,一经中共地下党员魏立久出面号召,就纷纷回家拿来干粮、热饭,送到四支队战士手中。
由抗日民主政府出面组织广泛的群众性拥军运动,始于1942年。是年底,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关于拥护抗日军队的决定》,强调没有抗日的军队特别是八路军主力,就没有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拥护抗日军队,是根据地人民和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应尽的责任。据此,沂蒙根据地各级党政在地方干部和群众中开展拥军教育,普遍订立拥军公约。扒屋草喂军马,扬花小麦作饲料,为战士缝补衣被……拥军爱军逐渐成为沂蒙根据地人民的群众意识和传统。
在长达12年的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为这场战争做到了全力支援,全面支援,全程支援。救护伤病员,哺育革命后代,动员青年参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沂蒙解放区先后有20余万人参加人民军队),筹措军需,为部队运送给养、弹药,抢运伤员,押解俘虏(解放战争几次重大战役期间,沂蒙地区参加支前民工平均50万人以上,多时120万人左右,占当时全地区总人口的4分之1)。
仅以淮海战役为例:历时65天的战役,鲁中南区共调用随军常备和二线转运民工34万人,临时民工140多万人。鲁中南二专区(沂蒙专区)出动常备民工和民兵7万余人,临时民工18万人,担架近万副,小推车5000余辆,向前线运送了750万公斤粮食及其他物资。整个战役共筹运粮食9.6亿斤,其中山东就占4.52亿斤(含冀鲁豫区现属山东部分);战役中实用粮4.3亿斤,山东占2.5亿斤。
沂蒙精神的发展史,既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历史,也是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的历史。如何保持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时代课题。在人民群众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下,党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对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所要建设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为民造福,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互相协调,社会主体的创新活力得到激发,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为此,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才能把各类社会关系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为社会各阶层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社会的各阶层之间形成和谐稳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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