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与新时代党群关系构建

孟庆银(中共平邑县委党校

[摘  要] 沂蒙精神体现了政党与群众的良性互动,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沂蒙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党群关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沂蒙精神,要把握沂蒙精神的精髓,把处理党群关系纳入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安排,把弘扬沂蒙精神与完善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结合起来,立足党的初心和使命、强化党的自律意识、突出实践特色,不断健全、着力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靠制度建设推动党与群众的良性互动,破解党群关系的难题,巩固和发展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新时代的党群关系。

[关键词] 沂蒙精神 新时代 党的建设

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必须把握支撑沂蒙精神存续和发展的核心价值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表明我国已经把现代化的认识由器物层面拓展到制度层面。弘扬沂蒙精神,必须找到沂蒙精神核心价值与时代特征的结合点。

一、沂蒙精神是党群良性互动的实践结晶

任何一种精神,都有支撑其存续和发展的核心价值点。在中国的红色精神谱系中,沂蒙精神的鲜明特色就在于它体现了政党与群众的良性互动,是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成为沂蒙精神的核心和精髓。

长期以来,人们对沂蒙精神的理解、阐述和把握,主要侧重于群众的视角,认为沂蒙精神是沂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本质特征是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体现了沂蒙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从沂蒙精神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看,沂蒙人民的政治立场坚定,公而忘私、顾全大局的价值取向明确,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人民性特点突出。

沂蒙精神形成于战争年代,成长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升华于改革开放时期,其内涵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不断丰富和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活力和生机。在沂蒙精神孕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沂蒙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政治立场始终没变,具有极强的稳定性特征。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毁家纾难、参军支前,自觉参与革命、支持革命的实际行动感人至深。根据有关资料,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地区先后有31000多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120余万民工踊跃踊跃支前,占到当时全区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的沂蒙地区,几乎“家家有红嫂,户户有烈士”,涌现出沂蒙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等先进典型和许多参军模范家庭。新中国成立后,沂蒙人民响应党的号召整山治水,改变恶劣生存生活条件,在贫瘠的土地上艰苦创业,涌现出厉加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等一批“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典型模范。在生活最为困难的1959——1961年,沂蒙人民克服自身的困难,勒紧腰带、吃糠咽菜,向国家交售了12.3677亿斤粮食,比前三年多交了2.44亿斤,并且接纳了由政府统一组织的6万余名灾民。改革开放时期,沂蒙人民加快发展,奋力赶超,以专业化市场为依托,以市场化带动专业化,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综合竞争力迅速提升,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临沂现象”,迈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步伐。沂蒙人民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国解忧、为民排难。2003年,非典爆发。临沂人民慷慨解囊:金锣集团向北京捐助大豆低聚糖50万瓶,价值2360万元,捐助现金200万元;华盛集团捐助喷雾器100余台,价值30余万元;朱老大食品公司向小汤山医院捐助水饺2500公斤;市血站支援北京新鲜血液8万毫升;市民政局和市防非指挥部共收到各界捐款430万元、所捐物品价值2430万元。

坚定不移跟党走,是沂蒙人民群众自己做出的历史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沂蒙精神本质特征的探求,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尚不能够完整地解释何以会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追本溯源,沂蒙人民群众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寻求答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行动准则,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经典概括。十六大修改后的党章,将党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的称谓,表明党不是脱离人民群众而孤立存在,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党将自身定位为历史的工具。“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没有自身的独立利益,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主要表现为给人民群众正确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在革命实践中,沂蒙地区的党组织,深刻认识到党的力量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间,必须将革命斗争精神和沂蒙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共同斗争。1943年,山东分局在《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认真进行基本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必须把我们的抗战事业放在千百万有了觉悟,有了优势的群众政治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依靠,我党我军才有了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群众路线将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首先在于党从根本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脱离苦海获得自由、幸福和解放。沂蒙地区的党组织,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教育、引导、组织人民群众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有50%——80%的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和增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地583729亩,减租粮20684706斤,减钱租8213292元,要回地6739亩;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对全省90%的地区进行了土改,2000万农民获得了3000万亩土地。其次,誓死捍卫群众生命安全和胜利果实。1943年除夕凌晨,日寇纠集日伪500余人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先占领郭庄、曹庄,又向朱村进犯。驻扎在顶子村的八连,在来不及请示上级的情况下,果断集合部队跑步向朱村赶来。在临沭县独立营和民兵的支援下,八连击退了日伪军的进犯,保卫了朱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八路军有二十四名战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再者,广大党员干部作为中国共产党方针、路线、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严明纪律,清正廉洁,主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着沂蒙人民。

共产党只有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切实为人民谋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切身利益,人民群众才能够从共产党的诸多实践活动中,了解、接受、认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社会认同心理。因此,党为人民谋利益才是水乳胶乳、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的逻辑起点,群众路线则成为联结党与群众关系的纽带和桥梁。

综上,沂蒙精神是在党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支持是相互的、双向的这一客观事实,是党群良性互动、密切联系的实践结晶。它最为核心的内容表现为党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坚定跟党走两个方面,彰显了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前途,其结构中心“政党与群众”。这是沂蒙精神的特质,它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改变,也是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理解、丰富、发展沂蒙精神必须围绕其精神特质展开。

二、新时代党群关系面临现代化转型的挑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家制度是最重要的无形现代要素,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的发动因素和推动力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党群关系表面看是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实际上,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无论列出多少政党的功能,政党都不能摆脱这样的角色:“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党群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政党与公权力的关系,党群关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党群关系的主体与客体都已发生根本改变,党群关系建设也面临现代化转型的挑战。

政党是党群关系中的主体,在党群关系中掌握着主动权。由于缺乏制度的刚性约束,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或党的领导干部而言,他是否能够主动地走近群众、接近群众,自觉地践行群众路线,和人民群众建立起真正有效的互动关系,这更多地取决于他个人的素质和水平而不是其它因素。在战争年代,党生存的环境极其恶劣,手中掌握的公权力有限,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是保存自我、发展自己的惟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的主动性坚持群众路线。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环境如此恶劣,个别党员和个别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的倾向。现在,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生存发展环境和手中掌握的公权力与往日已不可同日而语,脱离群众也已成为党不得不需要认真防备的最大危险。在此情形下,能否坚持走群众路线,就不仅仅是领导者和领导机构的主动性问题,而是需要依靠制度化去引导、约束领导者和领导机构,需要向人民群众提供特定通道,保障其依据法定的途径参与到与己相关的公共事务中的权利,使得领导者与领导机构避免脱离群众、脱离社会,避免以领导者的个人注意力和个人好恶代替人民群众意愿。

作为党群关系的客体,人民群众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群众主体多元化。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成分单一,社会阶层差距相对较小,社会结构相对简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所有制的结构发生了改变,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众多公民从原有体制内剥离出来,游走于不同体制之间,形成越来越多的单位外、体制外人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社会阶层。日益突出的社会群体分化,使得群众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导致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意愿表达、思维方式多元化。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着不少利益差别和矛盾。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二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党群关系客体的复杂性,增加了党协调利益、整合社会、巩固群众基础的难度。如何运用群众路线来扩大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凝聚力、影响力,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进而整合社会,使人民群众真正信任党,支持党、拥护党,已经成为当下党群关系建设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第二,社会阶层固化问题。阶层固化是指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现象,当前主要是指社会中下层向上层流动的困难。在实践中,中国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间阶层的总体比例依然较小。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不充分且尚未定型的情况下,阶层固化的趋势却有明显加速的趋向。蔡志强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碎片化是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呈现无序状态。断裂化则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是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其结果是阶层关系固化。⑪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富裕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利益关系分化,富裕阶层因拥有较多资源而雄踞金字塔的顶端,大量生活在底层的弱势阶层因拥有资源较少,难以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愤怒感,一旦向上流动预期破灭,社会矛盾容易被激化,社会秩序的稳定将遭受极大的冲击。阶层固化也影响到了党群之间的关系。一旦阶层固化,党群之间将会出现对话障碍,甚至失去对话可能,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创造美好的生活将会成为空谈。

第三,群众获取信息和意愿表达的渠道发生变化。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网络成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广泛运用的平台。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方式、社情民意的表达和反映渠道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有了空前的言论自由。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网民可以虚拟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信息的发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情绪化,网民意见对于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政府决策等公共事务问题,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特点。在特定的事件下,网民的个人情绪会影响社会情绪,对公权力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新媒体便捷、高效、操作成本低的特点,又催生了很多网络推手。网络推手熟知大众心理,精通网络操作规则,能影响网络事件的进程。网络的兴起、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了威胁,也对党群关系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传统的群众工作以思想政治工作为重点,并且根据某一政治或经济目的展开群众动员工作,更多体现为政党的领导和指令以及群众的服从和执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党群关系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引发了党与群众关系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表面看,党群关系现代化转型是现代化条件下党与群众相处之道问题,究其实质,是把处理党群关系纳入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安排进行制度创新的问题。

三、弘扬沂蒙精神,构建新时代党群关系

沂蒙精神根植于实践,它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传承和发扬,取决于它的精神内核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不断让沂蒙精神散发出新时代的光芒。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在党群关系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的情况下,弘扬沂蒙精神,必须牢牢把握沂蒙精神的特质,紧紧围绕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一主题,把弘扬沂蒙精神与完善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结合起来,不断健全、着力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靠制度建设推动党与群众的良性互动,靠制度建设破解党群关系的难题,靠制度建设巩固和发展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构建新时代的党群关系。

(一)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要立足党的初心和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界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回望党的历史,中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自觉地肩负起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断前进、接续奋斗的根本动力。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性质拓展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党的性质回答了党是哪个阶级的党以及党同那个阶级的关系问题,党的宗旨回答了党为哪个阶级谋利益以及怎样为这个阶级及与之相联系的阶级谋取利益的问题,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回顾沂蒙精神的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驻沂蒙山区以后,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在和共产党人接触的过程中,沂蒙人民从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切身行动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从而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因而,沂蒙精神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中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结果。

而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并且谋划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出了下一步奋斗的明确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必须立足党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党联系群众制度的根基。

(二)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要强化党的自律意识

在沂蒙革命老区,根据地始终重视加强纪律建设。早在山东省政府成立期间,就先后出台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廉政制度,严防贪污现象发生。公布了《各级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严格党的纪律,对贪污腐化的党员干部严肃处理。从严治党治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开展“满缸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分局和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相继出台了《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规定》、《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山东省行政人员奖惩暂行条例》、《关于招待费会餐等费之决定》、《关于党费征收办法的规定》、《关于严禁贿赂的决定》、《修正山东省行政人员暂行奖惩条例》、《关于锄奸纪律的命令》等100多项制度规定。1943年下半年以后,为发动群众抗战,山东分局结合整风运动,加强抓党的群众纪律和作风建设,出台了《山东军区、一一五师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山东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等规定和纪律,对山东的党员干部进行行为约束,并以这些制度规定的执行为抓手,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建设,成功完成领导山东人民抗战的重任,崛起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省政府发布禁止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摊派、募捐慰劳、私占浮财、浪费民力等八项禁令,并指出一切公民均有检举、监督、告发的民主权利。

良好的纪律和作风,让沂蒙人民看到了和以往的旧军队完全不同的人民军队,从而发自内心地信赖党和人民军队,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很好的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必须立足党自身的建设,用严格的纪律 维护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这是党联系群众制度的政治保证。

(三)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要突出实践特色

沂蒙精神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党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坚定跟党走,是沂蒙精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党群水乳交融,不是凭空得出的结论,而是由无数的案例证明的历史事实,是党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山东的党组织对党的依靠力量主观上认识不清,客观上忽视政权建设、轻视群众工作,致使党群关系不很稳固,在日伪军残酷“扫荡”中,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山东分局和党的各级干部,认真总结了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上实现了指导思想上的重大转变。从1942年下半年起,在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冬学运动、彻底改造乡村政权等运动,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山东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藏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日本侵略者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获得了解放的人民群众踊跃参军支前,拥有4000万人口的山东,有1106万人次的支前大军,100万山东青年参军。

沂蒙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党和人民砸碎旧世界、建设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民利益甘于牺牲、不懈奋斗,这种牺牲和奋斗被人民群众所认同,并转化为对党的高度信任,进而呈现出甘愿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可以说,沂蒙精神既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创新党联系群众的制度体系,必须立足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实践,这是党联系群众制度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