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对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与沂蒙精神的形成

李洪彦（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摘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进入沂蒙山区,领导山东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革命根据地。在开创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正确决策,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提供了历史条件。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对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沂蒙精神;党的建设

沂蒙精神形成于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革命根据地的英明领导与具体决策部署,是沂蒙精神形成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和历史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工作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山东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为我们从历史视野、党的建设全新视角去认识和把握沂蒙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方法。

一、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沂蒙精神形成提供了历史条件

历史选择了沂蒙山,也成就了沂蒙精神的形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从全民族抗战出发,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一)派干部去山东,中共中央、毛泽东指示建立沂蒙山区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抗战十分重视。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省委的工作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因此,我们提议省委应在鲁中区较为适宜,万一在徐州被占的情况下,省委应以苏鲁边广大地区为活动范围。”鲁中是沂蒙山区的中心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提出山东省委要以鲁中区为中心,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山东开辟抗日游击战争的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干部去山东。随后,中央派郭洪涛及50余名军事干部、地方干部到山东工作。5月22日,在徐州失守以后,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出:“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经派张经武(实际未到)、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赴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力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在不还建制。”之后,中共中央又从延安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出两批干部到山东主要是到沂蒙山区工作。这些被派到山东工作的干部大都身经百战,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把党中央的声音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带到了山东,对日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沂蒙精神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1938年5月,郭洪涛到达山东,担任省委书记。21日,山东省委在泰安南上庄召开干部会议,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根据地。会后,郭洪涛将这个战略计划致电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以及中央局、北方局。郭洪涛在电报中提到:“为什么选择沂蒙山区根据地?(一)地区险要是适当的,便利发展。(二)群众条件好,民枪很多。(三)友军只有张(里元)专员部,和我们的关系好,易于合作。(四)社会组织单纯,土匪会门很少。(五)物产丰富,给养容易,目前是最好根据地。”这个电文最早提出建立沂蒙山区根据地,也是目前见诸的关于沂蒙山的最早出处。7月4日,毛泽东复电山东省委:“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即照此去做。”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了在山东建立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战略计划。

根据毛泽东关于徐州失守、八路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建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938年7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在沂水县岸堤(今属沂南县)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开辟建立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对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具有战略意义。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确立了在沂蒙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至此,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机关正式进驻沂蒙山区。12月,中共中央决定,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随后,山东分局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并在以后长期驻扎于沂蒙山区,沂蒙山区作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地位开始得到确立。

中共山东分局成立后,依照敌情、地形、战略关系和各级党委工作区域,先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设立过11个区党委,至抗日战争胜利时,调整为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渤海5个区党委。到1945年夏,全省共设立22个地委、127个县委、850多个区委。山东党组织在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高举抗日爱国旗帜,紧紧团结依靠山东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谁是真正抗战的,谁是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党救国救民的正确主张和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实际行动,使黑暗中的山东人民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救星,人民群众纷纷向党靠拢,紧跟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这就为在山东根据地产生沂蒙精神提供了政治基础。

(二)派兵去山东,奠定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山东各地纷纷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起十多支抗日游击队。为了扩大党在这些抗日武装中的力量和影响,省委决定将这些抗日武装部队统一整编。经请示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毛泽东、刘少奇联名复电:“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之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中央批准后,山东省委对各地游击队武装进行了初步的整编,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八支队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第二总队。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张经武、黎玉率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以及部分红军干部、白区干部近200余人,从延安来到山东。12月,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山东纵队成立时,下辖8个支队,共有2.45万余人,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

山东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便可南联华中,北迫平津,与晋察冀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为此,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建设一直高度关注。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派兵去山东”。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指出:“以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12月2日,朱德、彭德怀致电陈光、罗荣桓:“一一五师师直及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六八六两团由你们率领开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12月初,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改称苏鲁豫支队,挺进山东湖西地区。12月19日,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开始东进,于1939年3月1日进入山东鄄城县。

随着第一一五师部队相继入鲁,大大加强了山东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3月24日,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建议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去山东,以统一并加强对山东党政军的领导。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通知:根据中央书记处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和冀鲁边区各正规部队及各游击部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支持下,分别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第一分校选调了一批干部,其中有王建安、罗舜初、谢有法、刘子超、李竹如、袁也烈、张雨帆等。另外,还从抗大一分校抽调原籍在苏鲁豫皖的73名学员组成一个队,一同前去山东。6月29日,徐向前、朱瑞一行到达沂蒙山区,与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会合。1939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在沂南县代庄正式成立。第一纵队成立后,指挥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0年6月,徐向前奉命离开山东返回延安,第一纵队番号于1941年1月撤销。

1939年春,第一一五师还在泰西地区时,就积极调整部署,准备向津浦铁路以东发展。4月26日,罗荣桓在肥城县中固城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进军鲁南的部署和工作方针。5月下旬,王秉璋、黄励率师部机关大部、直属队一部,及“东纵”第六支队第七团,以东进支队名义,进入费县西北部地区,这是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第一次进入沂蒙山区。

1939年6月21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日军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秦启荣部与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萧华纵队一部开赴津浦路东,胶济路南之山区,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县长、区长,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23日,朱德、彭德怀等致电徐向前、朱瑞、郭洪涛、张经武、黎玉、陈光、罗荣桓、萧华:指出:“(一)此次敌扫荡鲁南,于、沈两部损失与溃散,行政官吏多逃跑。(二)努力迅速开展鲁南工作,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之六八六团并附其他适当部队迅速乘机转入鲁南,放手大大开展工作。逃跑之专员、县长、区乡村长,放手委任。但最好是本地有威望同志充任以及经过群众大会选举等方式。(三)尽量收集散兵散枪武装自己。”第六八六团根据师部命令,立即从鲁西出发,于9月初抵达鲁南抱犊崮山区。9月1日,王秉璋、黄励率东进支队抵达大炉。10月26日,罗荣桓赶至大炉。从此,第一一五师师部一直驻扎于沂蒙山区,在这里领导指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特别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进驻沂蒙山区之后,山东人民的抗日斗争由自发到自觉,由朴素的救国意识升华到紧跟共产党、八路军实现民族解放和自由。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党的宣传教育引导,再加上八路军身先士卒、亲民爱民、救死扶伤的模范行动,深深感化了山东人民,使他们认识到了谁是人民的大救星,谁是最可信赖的人。觉悟起来的山东人民,一旦认准了理,就把真心献给了共产党,把挚爱送给了八路军,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这就是可敬的山东人民,这也是为什么沂蒙精神能够在山东根据地产生的本源所在。

(三)指导民主政权建设,推动山东普遍建立了心系人民的抗日民主政府

抗日战争之初,鉴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顽固势力极力阻挠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的抗日活动,限定活动范围,使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发展缓慢。1939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作出《中央对山东问题之处置办法》,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如接受取消北海行政公署及北海银行;未能于省府、县长西逃时普遍委任自己的县长;有些已委任的,复接受沈鸿烈命令撤销。电报还提出:今后如有专员、县长逃跑,我即委任专员、县长,尤其胶东半岛方面应如此。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作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在政权建设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及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

正是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指示,山东分局才开始高度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到1940年9月山东省战工会成立时,全省已建立起10个专员公署、1个主任公署,79个县级民众政权,352个区级民主政权。在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发展的过程中,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利益,普遍实行了公平负担、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惩治贪污腐败、优待抗属、救济灾民,开办小学、夜校。过去,人民最痛苦的是军队驻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多头要粮以及按地亩平均摊派。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实行统筹统支给养,克服了过去乱筹给养的现象,人民群众的负担明显减轻,民主政府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就为我党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提供了群众基础,也为密切党群、军民关系奠定了基础,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民意。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翻了身的根据地群众坚信党的领导,一心一意跟党走,义无反顾、舍生忘死地投身到抗战斗争中,筑起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这也就为沂蒙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毛泽东派刘少奇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推动了沂蒙精神的形成

从1941年秋起,山东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这种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日伪军在山东的兵力不断增加,到1942年,日军山东及其周围的兵力由1940年底的3.6万人增至4.7万人,伪军由1940年底的8万人增至16万人,敌人几乎控制了全部公路,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至3700个,山东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封锁。再加上国民党从1941年后推行消极防御、反共灭共,等待胜利,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另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部队相继投敌。在山东根据地一些地区出现了日军、伪军、国民党顽军三方夹击八路军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山东抗日根据地军事指挥不统一问题,以及党政军领导对抗战形势的判断、军事战略指导方针、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方面的认识分歧由来已久,在1940年桃峪会议上就充分暴露出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1942年1月至2月,山东分局领导人和第一一五师领导人之间围绕山东抗日根据地建设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1月30日和2月2日,罗荣桓接连致电山东分局并报中共中央,要求派人帮助解决山东党内存在的问题,指导山东工作。2月4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转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

1942年4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派,从苏北新四军军部来到位于滨海区的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刘少奇到达后,深入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还查阅了山东党政军各方面的资料和党报党刊。在全面掌握山东情况后,刘少奇于4月26日召集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等开座谈会。会上,刘少奇充分肯定了山东四年抗战工作的成绩,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是,根据地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对敌斗争还没有取得优势;还没有很好地发动起群众,在根据地内没有树立起基本群众的优势;建立的政权还未成为真正有广大群众及社会基础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最后他还分析了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提出了今后山东党和军队的任务。4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一)建立山东有力的政治军事统一领导中心,一切领导集中于山东分局,山东分局下设军政委员会。(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与山东分局合署办公。(三)山东纵队第一旅拨归第一一五师建制,胶东五旅亦成为机动部队,将来亦拨归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其余各旅拨归各军区,并将大部分散插入各地方独立团、营。(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副书记黎玉均驻第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起办公。

刘少奇在滨海期间,结合山东工作的实际情况,先后向山东根据地和滨海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作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8个报告,对山东根据地和滨海根据地的干部进行了一次系统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提高山东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促进山东党内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巩固与团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滨海根据地期间,刘少奇还亲自到临沭县夏庄、东盘和赣榆县大树村指导减租减息工作,为此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增资运动指出了方向。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滨海,经鲁南、湖西、冀鲁豫边区,西去延安。刘少奇在滨海工作近四个月,指导帮助山东分局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总结了抗日四年山东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统一了各级领导对形势和工作总方针的认识,统一了军事指挥,正确处理了“抗协”问题,端正了锄奸工作政策,对干部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这对于从根本上扭转山东抗战被动局面,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地渡过严重困难,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特别是确立了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中心任务,使山东的群众运动真正开展起来,经济上得到翻身的农民参加抗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进一步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群、军民鱼水关系得以确立,推动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形成。

三、中共中央决定在临沂建立华东中央局,沂蒙山区成为华东解放战争主战场,沂蒙精神在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得到升华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抢夺胜利果实的形势,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同时,决定从山东抽调主力部队进军东北。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9月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致各中央局电》,提出:“山东主力及大部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江南部队向江北撤退,“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9月20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1945年9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军区司、政、供机关各一部得力干部及部队1000多人从滨海区大店出发先行赴东北。随后,从10月初到11月底,山东军区先后分3批将主力和基干部队调赴东北。包括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五师(大部分)、第六师、第七师,滨海支队,警备第三旅,山东军区教导团(抗大一分校)等,共7万人。当时,山东军区共有8个主力师,除驻扎鲁中的第四师、驻扎鲁南的第八师因担任津浦路前线作战任务没有前去东北外,其余6个师主力全部赴东北。

9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及淮南第二师、淮北第四师、皖中第七师开始北上山东。10月4日,陈毅从延安抵达山东分局驻地临沂。10月25日,中共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在临沂合并成立中共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下辖华中分局、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渤海5个区党委。12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1947年1月,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撤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番号,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1947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下辖12个纵队。

一时间,中共华东中央局、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山东省政府云集临沂,临沂成为华东解放区的首府。解放战争爆发后,沂蒙山区又成为华东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英明领导下,在沂蒙山区相继举行了鲁南、莱芜、孟良崮等著名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华东局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期盼,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人民群众反蒋保田、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热情更加高涨,解放区人民用小车将革命推向胜利,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壮烈画卷,为沂蒙精神增添了光辉。

毛泽东曾经指出:“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最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习近平在临沂视察时指出:“我们的革命政权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而领导人民展开革命斗争;人民群众真正跟党走,相信我们的党,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无私奉献。”从毛泽东、习近平对山东革命历史的评价中,从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找出沂蒙精神为什么会产生在山东根据地的答案。

四、从山东根据地党的历史发展看沂蒙精神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今天抓好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的重要论述,一方面阐述了沂蒙精神本身蕴涵着党的建设的本质要求,另一方面指出了沂蒙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加强党的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站在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高度,充分认识沂蒙精神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弘扬和传承沂蒙精神中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第一,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纵观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山东革命斗争始终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什么时候,根据地党政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革命就无往而不胜;什么时候,背离了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就会遭受挫折或失败。从1941年开始山东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困难,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正是由于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思想不统一、认识不一致,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群众工作被动造成的。沂蒙精神的根本要义之一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历史经验表明:听党话、跟党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就必须始终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做到“四个服从”,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导,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第二,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必须树立崇高的信仰。“革命理想高于天”。纵观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坚定信仰不动摇的历史。沂蒙早期共产党员刘晓浦、刘一梦叔侄在放弃信仰就可以活命的诱惑面前,“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引诱大义凛然,发出了“要杀要砍由你们,让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是痴心妄想”的铮铮誓言。崇高的革命理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犹如一盏明灯指引着山东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怕重重困难,勇往直前。沂蒙精神就是信仰的力量,其所蕴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就必须始终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和信心,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第三,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纵观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解放的历史,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了让老百姓不再受苦受难,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初心不改,矢志不渝,抛头颅、洒热血,无所畏惧。沂蒙精神的根本,一个是初心,一个是使命。没有了初心,没有了使命,沂蒙精神就失去了根和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积极融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夺取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政治智慧。正如罗荣桓所指出的:“人民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纵观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尊重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让群众享受革命果实。正是由于山东根据地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动员和发动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才在极其艰苦尖锐的斗争环境中,建立了模范的山东根据地,也才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沂蒙精神很好地回答了“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样本,是党群、干群、军民鱼水关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就必须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论述,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续写新时代党群、干群、军民鱼水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