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 “沂蒙精神”的现代性维度和传承问题
摘要:沂蒙精神产生于中国现代性语境之中,是中国现代性的产物,在时间意识、价值指向以及群体意识方面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以往对于沂蒙精神的研究存在于民间认知、官方宣传、学者探究和教育灌输等方面,有其优点,但缺点也非常明显。当下对于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应重视其现代性的精神特质,并能够自觉用现代性的观点和方法来重新整合沂蒙精神,在资源挖掘、整合方式以及传播体系方面有新的突破。
关键词:沂蒙精神 现代性 现代性整合 传播路径
一种主义、一种精神、一种思想体系的酝酿、提出与发展,是对过去进行回顾与总结、对现在进行认知和探索、对未来憧憬与规划的结果。任何精神都需要这三个阶段,缺一不可。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一种精神为什么存在、以什么形态存在和存在的伦理意义这三个基本的方面。如果将沂蒙精神视为一种可以抽象和体系化的理论成果,并期待它能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做出科学和理性的界定。只有如此,才能更加贴近历史来理解沂蒙精神,站在现实来思考沂蒙精神,为了更好的发展而应用沂蒙精神。
一、沂蒙精神的现代性维度
沂蒙精神产生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是中国现代性道路选择的结果。在传统社会的末期,当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尖锐的现实问题时,对新的文化选择、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伦理道德的呼吁和重新设计便成为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开端。沂蒙精神便产生于这个新旧转换的大时代中,是时代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维新变法的制度变革、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变革、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革命等等种种变革方式在短时间内走马观花般的被实践。在种种社会理论和政治探索相继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得以迅速传播。经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本土化和创新化的实践,并历经反动势力的残酷围剿、痛苦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启蒙,中国革命党人在现实层面上探索和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以“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核心内容的沂蒙精神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性道路的必然结果。从其产生历程而言,它经过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各个阶段。从其构成因素而言,它涵括了中国现代性语境的各种成为,既有传统文化的基因,更有革命的精神,同时也不排斥多元文化的有益成分。具体而言,沂蒙精神的现代性维度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步”的现代性时间观念
无论是以史为鉴的现实化考虑,还是以“求真”为旗帜的学术追求,其对于历史的描述不可能摆脱时间观念的影响。“不论是文明,还是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进程,在时间上都有开端和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意味着时间”[1]。因而,历史叙述者具有不同的时间观念,相同的历史便有不同的历史轨迹。
在中国踏入现代性历程之前,“时间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日出日落、四季更迭、生老病死的循环体验让古人倾向于圆形的时间观念,而史学家在此观念下往往将中国历史描绘成为月满则亏式样的兴衰更迭辩证法。“在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中,未来不具有比其他两者更加重要的地位,反而因为对祖先的崇拜和对黄金时代的怀念,过去更加重要,是规范着现在和未来的准线。”[1]进入现代性时间模式之后,线性的时间观念代替了中古时期循环的时间观念,进步、理性、自由成为人确立自身存在的重要法则,“往前看”和“时间的可度量性”成为一种重要的时间意识。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便是种种现代性时间观念中最具理性和科学性的一种。它“为现实而历史”,“注重史学与现实 、 生活和社会的联系”, 开拓了社会经济史领域,“ 从下往上看” ,“书写民间历史”[2],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视点将时间划分为可度量的对象,从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此观念下,历史成为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回顾史实,肯定历史,发掘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加之以问题为导向,面向现实,以科学的顶层设计规划未来,马克思唯物史观更能够把握历史进程中的精神脉络。沂蒙精神便是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下对历史精神的高度把握。
沂蒙精神的酝酿过程是非常漫长,在关于它的论述中无法舍弃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正是悠久的历史文明的锤炼才造就了沂蒙精神的基础,对于优秀道德品格的继承成为沂蒙人民的自觉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赋予了沂蒙精神崭新的魂魄,这是一种革命精神的自觉继承,也是改革开放年代沂蒙人民向贫困宣战、向愚昧宣战、致力于建设和谐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力量。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开拓奋进,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努力开拓美好未来,成为沂蒙精神的价值追求。从以上来看,过去、现在、未来,继承、反思、发展,成为沂蒙精神一以贯之的思维意识。这种思维意识让我们以更为宽广的历史眼光关照现实,以更为高远的理论面向未来;这种思维意识让我们能够确立了强烈的历史自信感和民族自豪感,让我们以更为踏实有力的步伐走向民族复兴之路;同样,这种历史思维和时间意识也促使我们不断回顾激情燃烧的革命时代、愚公移山艰苦创业的建设岁月,不断汲取精神力量,并以此克服精神上的懈怠、行动上的迟缓,重装旗鼓,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不断前进!
(二)谋求“解放”的现代性价值观念
沂蒙精神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党群“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以党群共筑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为主要载体,以党群共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方向,其精神实质和价值核心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解放”和“翻身”。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致力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人民有翻身做主人的道德诉求,人民相信共产党能够带领他们成功走向翻身的道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在“解放”的宏大叙事下形成了价值观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了现代性社会最根本的机制——“现代性信任机制”。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历史时倾向于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为主要的判断基点,强调了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等历史演进规律的决定性作用,但马克思唯物史观从来没有放弃过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并明确提出“人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从而实现了“实现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1] 共产党人将“人的解放”的观念带入到沂蒙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老区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发明了“豆选”这种表达选民政治意志的特殊选举方式,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人民群众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实现减租减息,进行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人民实现了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开办文化夜校和“识字班”,组织农民学习文化,人民群众实现了文化上的翻身解放。
沂蒙人民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解放的希望、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从而无私奉献地支持革命和建设。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积极参军支前,涌现出全国抗日楷模村渊子崖、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陈毅担架队等众多的英雄群体和个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和后来的九间棚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称赞。在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现实,“艰苦创业”,“开拓奋进”,用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发展经济,取得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看,群众向党、爱党、拥护党、向党看齐的意识,中国共产党革命为了人民、革命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的宗旨和路线,寻求的是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层面的解放,消除的是各个层面的压迫与奴役,它赋予人改造自身、改造社会的权利,它赋予人民在现实中的话语权,它前所未有的将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放在历史的首要位置。党的路线和群众的呼声紧密结合,党的宗旨和群众的诉求水乳交融,在历史实践中履行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总要求和总方向。
因而可以说,沂蒙精神是历史性的存在,同样也是价值性的存在。正因为历史和价值的相互融合、现实和观念的相互映照,才能够使沂蒙精神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使沂蒙精神能够成为沂蒙人民投身革命和建设的不竭精神力量,才能使沂蒙精神能够在历史潮流中不断更新完善而不被时代所遗弃!
(三)现代性“群体意识”的重塑
沂蒙精神高度概括了群众在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讲,沂蒙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
过去的历史叙述大多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从事实际活动”[1]的群众大多隐没于历史之中。而马克思唯物史观高度强调了群众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并认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活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沂蒙精神的形成便是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历史所形成的精神合力。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支援革命战争。1926年就建立了党组织,积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爆发了日照、沂水、苍山等地的武装暴动,打出了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掀起了革命的波澜。抗日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更是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持解放事业,有20万人参军,120万人参战支前,3万多沂蒙儿女血洒疆场[2],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迹。“沂蒙人民将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口粮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当时的沂蒙几乎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嫂,留下了彪炳千秋的英雄事迹。沂蒙人民用小米供养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成就了中华民族的惊天伟业”。[3]现代建设时期,沂蒙人民不畏人口多、基础差、资源少等不良条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积极投身现代化建设,克服种种困难,率先实现老区脱贫。
从历史实践来看,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就无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无法实现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因而可以说,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沂蒙精神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更是党领导下的群众精神和人民精神,是群众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汇聚而成的历史精神。在对沂蒙精神的描述中,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智慧、群众身上的光辉形象得到了重点突出。这种高度概括的历史精神对于群众的高度肯定,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符合现实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这种群体意识的塑造科学回答了历史是由谁创造、历史发展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也正面回应了中国社会、中国道路未来走向的基本问题。
二、沂蒙精神的现代性传承与整合
当下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多元交融的文化范畴给予人民多种价值选择,但是也带来了价值冲突和思想困惑。如何形成有凝聚力和统摄力的主流价值模式将是我们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而对沂蒙精神的现代性整合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沂蒙精神是一种历史精神,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集体智慧和伦理诉求。这种智慧和诉求在现代政治介入之前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存在,它深藏于沂蒙人民精神的深处,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虽然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精神在传统政治的文化氛围下会以宗教纲常的形式明确的体现出来,但是对于众多的沂蒙百姓而言,支撑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天地、与人相处的方式以一种朴素的、原初的道德模式体现出来。无论是根深蒂固的家国忠孝观念,还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积极参军、奋勇支前,用生命和鲜血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还是在建设事情发扬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积极地改变贫苦落后的局面,都能发现沂蒙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智慧和朴素价值观。但是如果没有现代政治观念和革命理念的改造,沂蒙精神也不会具备现代性的精神品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的火种带到沂蒙山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沂蒙人民谋求解放,沂蒙精神才具有了现代性品质。因此可以说沂蒙精神的形成和许多文化形式一样,经历了从民间到官方的过程。这种自下而上的特征有助于切合现实状况,从而使观念和思想具有现实的合法性。正是切合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和群众的伦理诉求,这种精神才能够在形成和升华的过程中不断被官方和民间共同接受,从而形成推动沂蒙地区政治、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持续推动力。
从民间层面到政治层面,从草野到庙堂,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理论,意味着沂蒙精神的诞生和升华,但这并非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观念与思想最终要服务于现实,官方与政治层面的理念最终要服务于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强调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要求我们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通过不断的检验、不断的改进才能赋予一个观念、一种思想鲜活的生命力。因此,对于沂蒙精神的整合需要一个完整的路径。只有如此,才能用群众的精神来反哺群众,用党的声音来正确引导群众。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提升阶段需要理论的高度和正确价值导向的引导,但理论反哺阶段则需要灵活多样的形式,只有具有多样性和弹性的路径才能将沂蒙精神覆盖最广泛的群众,从而形成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在传播的过程中深入社会底层,了解群众的新诉求,继而丰富、更新和深化我们对于沂蒙精神的认识。
(一)以往沂蒙精神资源整合四个维度
以往对沂蒙精神的整合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方面:民间的自我认知、官方的宣传教育、学者的研究探寻、教育的灌输引导。
民间的自我认知是一种自发的认识方式,它的形成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因素,传统文化血脉、民众对党和国家的感性认识、严峻社会现实所导致的复归心理。沂蒙地区长期被传统文化所熏染,沂蒙百姓也从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认知社会与人生的价值方式,忠孝仁爱的思想根深蒂固。当现代的革命理念逐渐渗入这片充满传统文化色彩的土地上时,新旧两方面的观念在家国传统、仁爱思想等方面产生了共鸣,百姓群众从传统的思想观念出发对沂蒙精神有了相对感性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事伟大的解放事业,无论是在思想上进行革命启蒙,还是在生活中对老百姓进行人道主义的关怀,使得老百姓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情感上的认同。但是,随着社会进入日益复杂的当下时期,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状况,许多群众对于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速度缺乏思想上的准备,从而在思想上产生众多困惑和疑虑,开始怀念过去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虽然这种现实状况会促使群众对沂蒙精神产生一定的认同,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让百姓基础到当下沂蒙精神的实体。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认同是一种负面情绪的产物,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沂蒙精神的拓展性的特征。
官方的宣传教育。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的大背景下,党政机关纷纷开展提高党性教育的活动。以弘扬宣传沂蒙精神为主题,以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为目的,临沂市及各县区的教育基地被重新打造,如蒙阴孟良崮教学点、沂南红嫂纪念馆、莒南一一五师司令部旧址等,打造了一些精品课程,深入挖掘了一些党性教育的资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党性教育体系,提升了党性教育的质量。除此之外,政府对红色旅游的支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对沂蒙精神进行正面主动的宣传,使得沂蒙精神作为一种正能量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所了解。
学者的研究探寻。1990年,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临沂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写有《关于考察研究沂蒙精神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第一次对沂蒙精神进行相对全面和有深度的整理。1991年3月临沂市召开了“弘扬沂蒙精神,振兴临沂经济”理论研讨会,在各个层面上深化了对沂蒙精神的理解。2005年10月,山东省沂蒙精神研究会、临沂市社会科学院应运而生,这是专门研究沂蒙精神的学术性社团组织。《沂蒙精神》、《沂蒙长风》、《红嫂》等著作以及一批研究生论文、学者论文的出版发表,对于沂蒙精神的阐释已经在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各个层面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并奠定了沂蒙精神宣传和继承的理论基础。2013年11月,习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就沂蒙精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从新的高度、用新的视角、以新的理念重新审视沂蒙精神,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1]
教育的灌输引导。教育系统逐渐关注学生尤其是中小学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将学生的道德素质的修养视为教学活动中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并采取了诸多措施进行学生的德育活动,将沂蒙精神视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并对沂蒙精神加以宣传便是其中重要一环。“临沂市编写和修订了《沂蒙精神读本》,写入高校、职业院校和中小学校德育教学计划,推进沂蒙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2]许多学校也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了一些宣传沂蒙精神的活动,如组织老师去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行有关沂蒙精神题材的诗歌朗诵、清明节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等等。这些活动的展开让老师逐渐认识到沂蒙精神的重要性,促使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沂蒙精神进行主动实践和积极宣传,让学生逐渐认识到沂蒙精神的内涵,在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以往沂蒙精神资源整合的缺陷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价值需求,每个时代也存在着特殊的思想状况,因而主流价值的传播路径应该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迫切要求,无产阶级革命理念需要快速地被群众接受,使群众的思想能在政治的高度上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性,从而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而,思想上的革命一直是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断的学习、教育和改造也就成为必然。高度的政治化和过度地强调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沂蒙精神,抓住了沂蒙精神的基本要点,但是也将沂蒙精神的内涵和外延狭隘化。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潮将政治革命理性化,社会的重点转移至经济建设,沂蒙精神在经济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临沂地区经济的崛起便是其成果之一。新气象、新局面的产生也重新为沂蒙精神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九十年代对沂蒙精神的重新梳理便产生在这一时期。但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重心偏向于改造贫困落后的局面,思想和文化上的努力在经济建设这个重心面前略显单薄,对沂蒙精神的传播以及对传播路径的选择也不尽人意。进入新世纪以来,对于沂蒙精神的传播在以上四个层面上展开,但是我个人认为,以上四种整合方式仍然存在着缺陷。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缺乏立体交叉多元的整合体系。
文化的传播的目的在于整合思想,形成有统摄力和影响力的主流文化价值,从而保持社会稳定、团结、和谐。在此社会环境下,执政者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性和坚定的宗旨意识,百姓和群众能够有强有力的道德支撑而不至于产生道德上的困惑,民间与官方能够打通隔阂并能够形成相互沟通的现代性信任机制。因此,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必须构建一个立体交叉多元的体系。而返顾沂蒙精神的传播,不难发现,有多方面的参与,但是不成体系,缺乏必要的链接。民间的认知仍旧徘徊在自我认知的感性阶段,缺乏科学的指导;教育方面的参与缺乏系统性和延续性;政治层面上对于沂蒙精神的宣传,大多局限于党员干部这个特殊的群体,并且缺乏常态化的手段和政策;借助现代媒体向公共进行有关沂蒙精神的宣传,也非常态,缺乏贴近现实的题材和灵活的手段,在娱乐文化空前兴盛的当下也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学者的研究拓展了沂蒙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使沂蒙精神脱离现实的、感性的、含混的原初面貌,形成具有理论化、概念化和哲学化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从现实中剥离的思想和观念却缺乏重新回归现实和大众的途径和载体。
第二、缺乏契合现实需求的整合理念
当下的思想状况较以往更加的自由和包容,群众可以面对的文化选择和道德选择也越来越多。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面对着日益膨胀的文化信息,道德与文化早已失去了卖方市场的地位,而成为了货架上可供选择的文化产品。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道德立场进行自我启蒙和自我确认,从而成为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启蒙者。在他们的启蒙立场中,个人的道德倾向与符合这种道德倾向的文化范畴相结合从而完成自我认知过程,而不再受制于单一文化的强制灌输和被迫启蒙。在这种状况下,对沂蒙精神的整合必须要有契合现实需求和现实状况的理念。这种理念并非是要求迎合大众或迎合某一阶段的政治任务,而是将传播路径进行灵活的处理,从而被更好的接受。返顾前期沂蒙精神的传播路径,我们不难发现,它存在着形式重于意义、政治色彩过于明显、体制化的牢笼难以打破、缺乏艺术化的手段等等诸多问题,而这种问题的产生充分体现出我们的整合理念与现实的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
第三、缺乏与时俱进的先进转化方式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知识传播如此,思想的传播也如此。沂蒙精神作为一种正确的、充满正能量的思想能否得到传播不仅是由于其本身的正确性与否,更是在于能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而决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整合方式的运用。沂蒙精神的传播虽然在传播路径方面有多方的参与和多种方式的尝试,但也略显滞后。
现在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信息量也越来越大,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存在着多元化的趋势。一种事件的发生会以多种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得到传播,并且因传播目的、传播者的立场等因素被做出不同的解释,形成不同的版本。换言之,我们现在面临的舆情状况要比以往复杂的多。而与复杂的舆情状况相比较,我们在沂蒙精神的传播方式上相对落后,过度依赖传统的方式进行宣传,并没有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
三、沂蒙精神现代性整合方式的建构
在新时期,沂蒙精神的整合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第一、形成历史与现实高度契合的整合观念
这种传整合观念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现实出发,以现实需要为出发点,用当下现实中的事例来丰富沂蒙精神,来充实沂蒙精神,如临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以及涌现的先进个人等鲜活的事例,从而将沂蒙精神形成一个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知识谱系。
注重以人文本的观念,从思想建设的高度出发,注重人思想发展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不能过度政治化,而是将政治化的理念以一种更加形象、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注重拓展性思维的运用,不能就沂蒙精神谈沂蒙精神,而是将沂蒙精神视为社会思想、政治思想甚至是经济思想的集合体,在多个层面上能够做出相应的解释,从而将沂蒙精神本身建构为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却富有包容性的文化观念。只有如此,这种精神才能够在多个层面上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
第二、形成民间与官方、研究与教育相融合的体系
需要明确的是,一个政权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专制或残暴,而在于民间和官方的疏离。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舆论可以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空间,虽然谈论的话题会一样,但是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语气、表达的观点会存在差异。因此如何引导民间舆论场将是沂蒙精神传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沂蒙精神的形成本来就是民间走向庙堂、群众融入现代政治的产物,是群众反抗精神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路径犹如它的传播路径,都是民间和官方相互沟通、相互对话的结果。因此,沂蒙精神的传播要在思想上重视其中隐含的群众精神,在内容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和百姓的思想状况,在形式上要注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要让沂蒙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的激发隐含在群众思想中的正能量。官方的的宣传应该在政治的高度上深入民间,将民间视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学者的研究是沂蒙精神得以传播的必要条件,但是理论成果的产生必须为政治服务,能够为政治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但是从长期来看,沂蒙精神的研究必须与教育相相结合,让研究成果进入课堂,直接转化为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精神资源。除此之外,还要沂蒙精神的研究还应该涵括对学校教育传播方式的研究。要结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道德需求和思想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只有如此,才能在学生的三观形成时期奠定良好的道德基础。也只有如此,才能将沂蒙精神的作用长期化和常态化。
第三、形成新与旧相结合的传播方式
传统的方式,如参观学习、理论学习等,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参观学习往往需要过多的成本,需要一定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并且由于缺乏组织和协调致使参观学习成为一种变相旅游,学习的严肃性受到一定的影响。理论学习过于僵化,往往流于形式。这便需要我们在沂蒙精神的传播时要积极加入现代技术的因素,例如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例如电视、网络、手机微信、微博等等,让沂蒙精神形成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出现在舆论场中,让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够从现代传播方式中以全新的视角和手段接触到。
传统的方式要重新组合,如理论学习和参观学习相结合、集体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学习与考评相结合等等方式,并且要加入现代技术、现代思想的元素,让沂蒙精神以更为灵活的方式得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