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沂蒙精神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焦丽萍
摘要:沂蒙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它的产生有其客观前提,它是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是科学认识与实践取向并重的集中诠释,是群众史观的有力彰显。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意蕴。
关键词:唯物史观 沂蒙精神 辩证统一
沂蒙精神发源于沂蒙老区,长成于齐鲁大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所蕴含的哲学意蕴,需要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开掘。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认识事物、分析解决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从唯物论角度探源沂蒙精神产生的客观前提、从辩证法角度分析精神与物质的相互作用、从认识论角度理解科学认识与实践取向的相互交融、从历史观角度把握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对于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沂蒙精神的产生有其客观前提
从唯物论的角度看,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客观必然性,这是事物发展的环境、条件和自身逻辑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事物是从人的头脑中凭空产生的或者预先就存在的。沂蒙精神同样不是自然产生的,它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恰恰是在山东、在蒙山沂水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既具有普遍意义又有鲜明特质的沂蒙精神。回顾历史,这是党的性质宗旨落地生根的集中体现、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密不可分,同时还有中华优秀文化所提供的重要基础。
首先,沂蒙精神的形成是党的性质宗旨落地生根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利益。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作为自己的宗旨。是否实现人民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衡量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最高标准。山东革命根据地特别是沂蒙老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典型样本。在党的领导下,1938年12月苏鲁豫晥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沂蒙老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制定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实行民主选举,人民群众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通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人民群众实现了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开办“识字班”和文化夜校,人民群众实现了文化上的翻身解放。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党的宗旨落地生根,人民群众义无反顾地听党的话、跟党走,这为沂蒙精神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其次,沂蒙精神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直接成果
山东是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五四”运动以后,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就在山东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播散革命的火种。1925年春天,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成立了农村党支部,刘集支部成为山东省农村最早的4个党支部之一。同年,在济南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子久、刘雨辉、延伯真带着陈望道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回到家乡,并将它交给了刘集党支部书记刘良才同志保存。从此在这本《共产党宣言》最早中文译本的启蒙下,人民群众的心开始集聚,革命的火种开始传播。正是这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讲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理武装起来的百姓,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传播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沂蒙精神的形成深受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
山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以蒙山沂水为标志的地域文化、以革命战争年代奋斗牺牲为象征的红色文化都对沂蒙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支撑。孔子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强调了百姓作为国家的根本与国家稳固之间的关系,强调关心重视人民群众。孟子通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表达他的民本思想。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山东人民形成了以仁义忠孝为核心的文化秉性,塑造出了自强不息、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的文化性格。“沂蒙山区有山有水,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文明缘起处决定并塑造了特有的文化性格,其中内在地蕴含着经权互补、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张力结构,为完整的君子人格提供了基本的文化原型。”[2]在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解放战争年代,沂蒙老区21.4万人参军参战,120万人次拥军支前,10.5万名革命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涌现了众多英模人物和先进群体。山东军民同仇敌忾、生死相依的革命精神是革命红色文化的重要体现。正是诸多优秀文化的合力催生了伟大的沂蒙精神,这种客观性是从唯物论的视角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沂蒙精神是精神和物质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要辩证地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在承认并肯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承认并肯定人的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这当然不是强调精神决定论,而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精神的力量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沂蒙精神是展现精神和物质辩证统一关系的典型范本。
首先,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沂蒙精神显示了巨大的信念支撑作用。“革命理想高于天”[3],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度匮乏,斗争环境异常艰苦。但是只要党中央从延安发过来电报,山东军民就会义无反顾地贯彻党中央的部署,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对党绝对忠诚,矢志不移。当时许世友受毛泽东同志指派来到山东,没钱没物没军队,但依然坚持开展工作。毛泽东在评价山东在全国革命大局中的重要地位时说:“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在山东的每一个抗日根据地、每个解放区,物质匮乏也没能阻挡沂蒙人民抬担架、推小车无条件支援前线、支持革命的无私精神。一部沂蒙革命史,就是一部坚定信仰不动摇的历史。在28年的斗争中,支撑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奋勇向前的是理想信念,凝聚无数群众下定决心跟党走的同样是理想信念。正是理想信念的支撑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才使得沂蒙精神不因物质基础的薄弱贫乏而衰减,才成为党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代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次,随着物质条件不断进步,沂蒙精神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沂蒙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纵观建国近七十年的奋斗历程,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临沂人民、山东人民和全国人民继续发扬沂蒙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出新的历史业绩,经济社会长足发展,这既是新时期沂蒙精神的生动体现,也展现出沂蒙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老区人民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革命到底”的劲头和精神,掀起了大规模战天斗地、重整山河的群众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莒南县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三个村庄以“一把镢头一张锨,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开荒拓路、增产增收,先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1965年《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社会主义时代新愚公》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沂蒙人民自强不息、改天换地的壮举。改革开放初期,临沂各级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迈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城市里走出了一条放开搞活的新路子,农村中的九间棚从“原始部落”一举嬗变为现代化新农村,这一时期的实践为沂蒙精神注入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奋进、敢闯敢干的时代内涵。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革命老区的生动实践推向前进。虽然时代与孕育沂蒙精神的战争年代渐行渐远,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弘扬沂蒙精神的自觉却日益坚定,锐意进取、务实创新、勇于担当、争创一流的时代内涵也注入了沂蒙精神的洪流之中。
第三,沂蒙精神的发展就在于不懈践行,成为物质性的力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理论掌握群众是如此,精神为群众所践行也是如此。沂蒙精神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追求,精神现实化的过程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深入把握沂蒙精神的核心价值,不断挖掘它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力量、道德观念和时代价值,并将其大众化是实现精神物质化的前提和路径。沂蒙精神是反映时代发展要求、符合人心所向的社会意识,具有实现大众化的潜力和可行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让其闪耀出时代的光芒,既是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更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将沂蒙精神“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的要求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强化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文化强国建设才会有根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信仰和价值观等精神性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成,固然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需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中国人不断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
三、沂蒙精神是科学认识与实践取向并重的集中诠释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和实践的密切关系不仅体现在认识的发生和起源过程中,也体现在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列宁说:“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整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的构成、形成过程”[5]。沂蒙精神产生在沂蒙地区、孕育于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一概念的最初使用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来随着领导同志的视察和专家学者的思考,1997年临沂市委、市政府根据时代发展要求,总结吸纳沂蒙人民的新创造、新经验,把沂蒙精神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指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心心相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即党为人民谋解放、谋利益,人民坚定跟党走。因此,只有科学认识沂蒙精神的引领者、组织者、创造者、实践者,才能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
首先,党和人民军队的施政实践,是人民群众形成科学认识、汇聚成沂蒙精神的基础。党的领导是沂蒙精神形成的基石。党领导的人民战争以及党在根据地的施政实践孕育了沂蒙精神。沂蒙精神孕育之初就注入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一切为了人民既是沂蒙精神的逻辑起点,也是党的政治立场。共产党一心为人民利益着想,一切为了人民,带领群众革命,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从人民是真正英雄的政治认知,到救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现实担当。每个普通八路军战士都懂得“为群众当兵、为群众打仗”的道理,面对沂蒙人民的苦难艰辛,行军作战之余主动帮群众,开展更大规模、更加扎实地减租减息让生产力在战火中发展,用时刻不脱离群众的作风回报群众。亲民的作风、严明的纪律、为民的行动是党为人民谋幸福初心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认识和理解了这个初心,就能够舍生忘死、舍家支前。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流传着一句话,“日本鬼子趴窝,国民党吃喝,共产党唱歌”,这种直观的认识、朴素的情感,表达的正是人民群众的态度和立场,饱含着老百姓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可亲可信,沂蒙人民诚朴的爱党忠心、爱军情怀和奉献精神,正是在党的感召、培育和滋养下逐步生成与发展起来的。
其次,科学认识党和人民军队是沂蒙精神的引领者组织者,使人民群众跟党走的实践行为更加自觉主动。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的培育主体,是沂蒙精神的引领者、主导者、推动者和创造者。科学认识沂蒙精神的培育主体是党和人民军队,这是人民群众跟党走的前提和基础。主观上认识到了,行动上才会更加自觉主动。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沂蒙百姓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坚定不移听党话,是沂蒙人民经过战争洗礼和历史积淀后的政治信念,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信任根基。以党的方向为方向、紧紧追随着党,是沂蒙百姓对党无比信任、对人民军队一往情深的行动自觉。抗战爆发后,大量的贫苦农民加入了党的组织,把对党的崇敬上升为入党的追求和自觉。沂蒙人民的无私奉献诠释着听党话跟党走的执着,就能够义无反顾地做到“最后一口饭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床棉被盖在担架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的概括既是对沂蒙人民无私奉献的赞扬,也是对党在沂蒙山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奋斗历程的肯定。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实践成果的不断推进,增进和强化了人民群众的科学认识并身体力行。沂蒙精神的伟大力量根植于实践中,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谋解放浴血奋战,为人民求幸福搞建设兴改革,强化了人民群众跟党走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付诸于新时代社会实践的具体工作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始终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对沂蒙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弘扬,而新时代沂蒙精神新的增长点也就在现实的实践中,这一精神所包含的进取拓展的元素,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改革开放时期,在党富民惠民政策的指导下,临沂在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率先实现整体脱贫,2004年实现人均GDP过万元。2014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成为全国第29个突破万亿元的地级市。站在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把锐意进取、务实创新、勇于担当、争创一流等新时代内涵的沂蒙精神融入精神血液的同时,更融入生活、融入工作、融入党的建设、融入干事创业的全过程,以实际行动和踏实的工作业绩,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沂蒙精神是群众史观的有力彰显
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史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认为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决定社会的发展,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历史创造者的问题,它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6]那些在历史上未留下姓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未打下明显的个人意志印记的人们,都是人民群众。在沂蒙精神中处处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内涵,表达着党不断改进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信心勇气。沂蒙精神提供了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活样本,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价值立场。
首先,沂蒙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一切为了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山东根据地,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广大共产党员全心全意践行党的宗旨,全身心地融入群众之中,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就努力去做什么,持之以恒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第一次在财权、事权、司法权、教育权上真正为百姓说话、为百姓办事。党把力量的基点放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上,为人民、靠人民是我们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帮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带领群众为之奋斗,成为“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深层动因。党群血肉相连、军民水乳交融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沂蒙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一切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人民群众,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7]群众路线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来自人民、力量源自人民。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党政军民紧密团结、荣辱与共、众志成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三,沂蒙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改进作风,加强自身建设的信心勇气。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东、临沂时深刻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府贪腐的痛恨,抗日民主政权自建立之始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惩贪污,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在群众树立良好的威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建设伟大工程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始终聚焦的核心问题就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如何加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把沂蒙精神融入党的建设,对于加强党员的红色基因教育、锤炼党性,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切实改进工作作风,顺应群众期盼、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就能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何中华.沂蒙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临沂大学学报2014,(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5]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2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31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66-367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