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沂蒙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  姜喜任

摘要:沂蒙精神具有传统文化的底色、地域文化的底气、红色文化的内涵以及时代文化的活力,这几种文化因子在特定历史条件的催化之下交织融合,共同铸就了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推广地域文化、发扬红色文化、革新时代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沂蒙精神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时代文化

自1989年首次被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以来,沂蒙精神逐渐成为理论界、官方以及民间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1]总书记的指示不仅高度肯定了沂蒙精神的价值,更对新时代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提出了新要求。“所谓沂蒙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沂蒙山为标志的地域文化、以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为象征的红色文化、以改革开放中开拓进取和不屈不挠为主导的时代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融合而形成的传统,或者说这些质素经过长期的积淀、凝练、升华而构成的一种文化内核、一种精神气质。”[2]沂蒙精神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沂蒙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色

沂蒙精神是由传统文化的母体所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就表现在沂蒙人民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日常行为规范之中。从沂蒙人民的深层心理结构来讲,其间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我们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仁爱;从沂蒙人民的日常行为规范来讲,其间起主导作用的就是我们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形式——礼义。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山区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女性群体,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她们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她们舍生忘死救护革命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谱写了一曲曲“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军民鱼水情,她们就是沂蒙红嫂。沂蒙红嫂是沂蒙精神的杰出代表,她们用生命和行动践行了沂蒙精神。这不禁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沂蒙红嫂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无私,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些感人至深的伟大举动?

从深层心理结构的角度来讲,沂蒙红嫂的行动证明了她们内在仁爱之心的存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儒家所谓的仁,最简单直白的解读就是爱人,尽管这里的爱人有着远近亲疏的差异,但是对他人的爱护和友善则是一致的。沂蒙红嫂对革命队伍的无私支援,就是源自内在的爱人之心。孟子把这种爱人之心称之为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在儒家看来,每个人天生都有不忍人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就是看到他人的困境、伤痛、危险等而表现出的一种感同身受的伦理情感,并由此而激发自己的道德兴发力,将自己的感同身受付诸行动,即对别人施以援手,帮助别人脱离困境、伤痛、危险。沂蒙红嫂之所以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等等,就是因为她们不忍心看着我们的革命队伍受苦受难,在她们看来,红军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红军挨饿就是自己孩子挨饿,所以她们宁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供给解放军,宁肯自己受苦受累也要支援我们的革命队伍。就好像孟子所举的例子,当人们看到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快要掉入井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过去拉住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想要结交孩子的父母,也不是因为想要获得善良的美名,更不是因为讨厌婴儿的哭声,而是因为自己的不忍人之心促使自己去行动。沂蒙红嫂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和支援,没有任何的私心,不为名不为利,只是因为她们的不忍人之心,这是由她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决定的。

从日常行为规范的角度来讲,沂蒙人民与革命队伍之间的互帮互助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义精神。沂蒙精神的主体当然是沂蒙人民,但是如果没有革命队伍为保卫沂蒙大地和沂蒙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奋勇牺牲,那么沂蒙精神也必将失去承载。所以,在谈到沂蒙精神的时候不能片面的强调沂蒙人民,还必须兼顾我们的革命队伍。可以说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和革命队伍共同创造出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就体现在二者之间的互帮互助之中,这种互帮互助就是传统儒家文化礼义精神的体现。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劳动人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传统社会的流动性差,社会也就比较封闭,人与人之间相互熟识。要维持这样一个熟人社会的秩序,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靠的不是法律也不是契约,而是以人情为基础的礼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礼义在强调人和人之间差异、区别的基础上,注重的是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君臣父子之间并不是臣与子的单方面付出,君父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尽自己的义务。正如孟子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从这个角度讲,沂蒙精神就不是沂蒙人民的单方面付出,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革命队伍为沂蒙人民所尽的义务,正是在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之中才创造了沂蒙精神。这一点可以从史实之中找到不胜枚举的例证,沂蒙人民的贡献自然不必多说,革命队伍的牺牲也是所在多有。红嫂祖秀莲的无私奉献与军人郭伍士的感恩回报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军民之间母子关系的缔结恰恰是儒家礼义精神的体现,这就是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3]

总之,沂蒙精神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色,这个底色就篆刻在沂蒙人民的内在深层心理结构和外在行为规范之中,是传统儒家的仁爱精神铸就了沂蒙红嫂的无私奉献,是传统儒家的礼义精神铸就了沂蒙人民和革命队伍之间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从某种意义上说,缺少了传统文化的底色就没有沂蒙精神的深沉,不明白沂蒙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就无法理解沂蒙精神的深刻内蕴。

二、沂蒙精神的地域文化底气

沂蒙精神是在蒙山沂水的地域文化基础上生长出的一种独特精神气质,沂蒙大地、齐鲁之间,独特的地域、独特的文化为沂蒙精神的成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鲁文化的保守内敛与齐文化的开放变革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充满张力而又圆融一体的沂蒙精神。

首先,齐地的东夷文化铸就了沂蒙精神开放、变革、创新的一面。据历史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因姜太公的功劳而把他分封到齐地,也就是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政治局势不稳定的营丘。针对这种困难的开国形势,姜太公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开放的举措。比如,在政治、文化上,姜太公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就是因袭东夷土著居民的礼俗制度不变,同时简化周朝的君臣之礼以顺应齐地的民俗。因为姜太公以功臣的身份被分封到齐地,可以说是外来人入主,为了巩固统治,姜太公在文化礼俗方面都尽量的因袭齐地原有的东西,而不是去强行以周文化取而代之,这可以说是对周文化的一个大胆革新。在经济上,姜太公重视发展工商渔盐业,因为齐国土地贫瘠,到处都是盐碱地,不适宜粮食作物的生长,但是比较适合桑麻,所以太公就鼓励种植桑麻,鼓励妇女纺织,并且极尽纺织的精巧,所以纺织业很发达。另外,齐国靠近大海,有鱼盐之利。在太公的鼓励促进之下,齐国的工商业就发展起来了,所以齐国很富裕,整个国家的开放程度比较高。在用人上,齐国遵循“举贤尚功”,姜太公出身贫贱,七十多岁才遇到周文王,被文王聘为师傅。他的这种出身和遭际影响到用人政策,那就是“举贤尚功”,也就是不论出身贵贱,只要贤能就任用,然后只要有功就受赏,正是因为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所以齐国才出现了管仲、鲍叔、隰朋、宁戚、晏婴、司马穰苴等一大批贤相能臣,他们对于齐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总之,由于姜太公在开国之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从而铸就了齐文化开放外向,崇尚富强,追求霸业,擅长改革创新等风格特色。沂蒙精神中的艰苦创业、求实创新与齐文化一脉相承。

其次,鲁地的儒家文化铸就了沂蒙精神内敛、稳重、守成的一面。据历史记载,武王伐纣之后,周公因为血缘关系被分封到鲁地,也就是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政治相对稳定的曲阜,并且还拥有很多其他诸侯国所不具备的特权,比如享受天子礼乐、被赏赐很多典籍礼器等。因为周公需要辅佐成王,所以他就没有到鲁国去,而是派他的大儿子伯禽去鲁地建国。针对当时相对优越的建国条件,伯禽采取了不同于姜太公的政治策略。在政治、文化上,伯禽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就是完全改变当地的民俗,革除土著的礼俗制度,用周文化取而代之,凸显了伯禽固守周文化的倾向。在经济上,伯禽注重发展农业,曲阜地处平原,土地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工商业不发达。在用人上,伯禽还是遵循周文化“尊尊亲亲”的原则,所谓尊尊指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因为周代不仅王位世袭,爵位、官职也世袭,只有嫡长子有继承权,嫡长子如果不幸死了,那就由嫡长孙继承,这就是尊尊;所谓亲亲指的是宗法制,就是以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用人的时候讲究血缘的亲疏远近。鲁国这种任人唯亲的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宗族统治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鲁国人才匮乏或者有才而不能用的局面。总之,由于伯禽在开国之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从而铸就了鲁文化保守内敛,崇尚礼乐,追求王道,注重继承因循,民风勤俭朴实等风格特色。沂蒙精神中的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与鲁文化一脉相承。

最后,齐鲁文化的融合铸就了沂蒙人民日常生活上的保守内敛与干事创业上的开放变革,这两股表面看似矛盾的精神力量在沂蒙人民的血液中交织融合,共同铸就了充满张力而又圆融一体的沂蒙精神。沂蒙山区,民风淳朴,老百姓朴实厚道,这一点从老区人民对革命队伍的无私支持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比如,为大家所熟知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的故事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抗日战争时期,哑女明德英目睹了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实际行动,从而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41年冬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牧马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当搜捕的日军走后,小战士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在周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救活了他。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倾其所有,收养小战士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队。[4]从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沂蒙人民的淳朴厚道,是沂蒙人民保守内敛的精神状态。沂蒙人民同时又充满激情,干事创业,改革创新,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新中国成立以来,沂蒙人民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沂蒙山区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导致经济发展落后,成了贫困地区。但是沂蒙人民不甘落后,在扶贫开发上大胆创新。比如,费县的宁家沟,一千多口人依靠1206亩山岭薄田过活,老百姓贫苦不堪。为了扭转这种落后局面,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宁家沟人民在贫瘠的山岭上整山造地,山顶种植松柏、刺槐等水源涵养林、用材林,山腰以下发展板栗、山楂、苹果等经济林,山岭地堰栽植金银花、金针等中药材,形成乔灌草立体布局的生态体系。同时,大力发展畜牧业。经过宁家沟人民几年的努力,就从“瓜干吃半年,打兔换油盐”的贫困落后,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这种改革创新、不甘落后的精神正是沂蒙精神的体现。[5]

总之,沂蒙人民的血液之中流淌着朴实厚道、保守内敛的精神,同时也流淌着改革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这两股精神力量源自于齐鲁之间地域文化的长久锻造,源自于蒙山沂水的丰厚滋养。正是因为这种地域文化的底气,才有了沂蒙精神的源远流长。

三、沂蒙精神的红色文化内涵

沂蒙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个历史条件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沂蒙山区作为“两战圣地”,它所塑造的精神气质必然是以红色革命文化为内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与革命队伍一道赶走了侵华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其间发生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沂蒙人民的牺牲奉献成为沂蒙精神的主要内涵。

抗日战争时期,渊子崖村民殊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悲壮之举,就是沂蒙精神的典型体现。渊子崖村位于莒南县县城西15公里处,属板泉镇,在板泉镇驻地后西村北4公里处。村庄北邻南彭岭村,南与刘家官庄村接壤,西与楼里村交界,东与大韩岭相连。1941年12月19日,盘踞在小梁家的伪军约156人包围渊子崖,被村民自卫队用土炮打跑。20日上午,1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本鬼子再次包围了村庄。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全村310名自卫队员和老幼妇孺同仇敌忾,大义凛然,拿起土枪、铁锨、铡刀、石头向敌人还击,直到太阳偏西敌军才拥进围子。村民誓死不降,用原始的武器与日伪军展开逐屋逐户的巷战,有的夫妻双双在院子里同鬼子拼杀,有的父子在巷口阻击敌人,有的母女合力同日军撕打在一起。整个村子到处弥漫着硝烟和战火,自卫队与村民的英勇悲壮同惨叫声、怒骂声、砍杀声一起膨胀、爆发。傍晚,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一个连及县、区武装赶来支援渊子崖,敌人被迫撤退。此次战役,渊子崖自卫队员共歼灭日伪军110余人,但也有147名村民战死,加上外村百姓和前来支援的八路军战士、县区队的干部战士,总共242人壮烈牺牲,全村房屋被烧光掠净。[6]“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渊子崖民众英勇抗敌的事迹,在莒南党史和山东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辉煌的一页。渊子崖人民与八路军战士的这种英勇抗战、不怕牺牲、大义凛然的精神才是沂蒙精神最真实的体现。

解放战争时期,整个临沂地区460万人口中大约有20万人参军入伍、100多万人参战“支前”、6 万多人牺牲,这种无私无畏、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就是沂蒙精神的典型体现。以“支前”为例,解放战争期间,沂蒙人民提出“全力支前,全面支前,全程支前,破家支前”的口号。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沂蒙人民的支前工作处于隐蔽不公开状态,这个时候的支前工作主要包括物资筹集、给养供给、战地救护、掩藏护理、秘密转移等,沂蒙人民在凶恶残暴的环境中克服艰难和危险,舍生忘死的开展支前工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解放战争中,随着解放军实力的增强,大兵团作战和大规模战役的数量明显增多,沂蒙人民的支前工作也转向公开化、规模化、组织化。沂蒙人民有组织的大规模支前是从鲁南战役开始的,沂蒙人民顺应战争形势发展要求,快速建立健全各级支前领导机构,规范了支前队伍的组织形式,全区共组织支前民兵、民工60多万人,并筹集大批担架、小车、挑子、牲口等物资送上前线。1947年2月,莱芜战役,山东人民实行“全民动员,全力作战,人人出夫”的支前政策,动员了62万人的支前大军,其中沂蒙山区就出动支前民工50万人,还有7万人组成的子弟兵团。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沂蒙人民提出“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砸锅卖铁,支援前线”的口号,以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倾其所有保证了几十万大军的生活供应和战场运输任务。在这次战役中,随军行动的一线民兵有7万人,二线民工15万人,临时民工69万人,共计90余万人。[7]在沂蒙人民的支前大军中,有几个姐妹特别耀眼,她们就是蒙阴县野店镇烟庄村的“沂蒙六姐妹”: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在解放战争期间,沂蒙六姐妹不分昼夜,在村干部和民兵都上了前线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支前的重担,发动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纳军鞋、做军衣、护理伤病员等。战役期间,六姐妹和她们的乡亲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整天忙碌着,操劳着,每天来回20多里山路。据不完全统计,在孟良崮战役期间,她们带领全村为部队纳军鞋500多双,她们还经常在村子、前线搞宣传,鼓舞士气。[8]以沂蒙六姐妹为突出代表的沂蒙人民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这种无私无畏、献身奉献精神正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内涵。

总之,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山区形成的红色文化是沂蒙精神的主要内涵,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培养了沂蒙人民保家卫国、不怕牺牲的民族大义,解放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培养了沂蒙人民无私无畏、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不管是民族大义还是伟大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

四、沂蒙精神的时代文化活力

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沂蒙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时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内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沂蒙精神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时代文化活力。以改革开放为界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沂蒙精神表现为艰苦创业、战天斗地的精神;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今天,沂蒙精神表现为积极进取、改革创新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中国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沂蒙大地这片热土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如毛泽东主席专门批示过的厉家寨。厉家寨位于莒南县东北部的大山脚下,三山五岭两河之间,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解放前,厉家寨全村有300多户人家,共有6500亩薄地,这些地被山岭沟壑分割得七零八碎,既怕旱又怕涝,十年九不收,村里人缺衣少食,常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建国以后,在厉月坤、厉月举、厉日耐等历任村支书的带领下,厉家寨人民战天斗地,力图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凿通了3道岭、搬掉了11个岭头、填平了21个大坑、300多道水沟、改道了12条河,把1000多块小地削高填洼整成118块大地,扩大耕地面积192亩。修建水库10座,砌成86眼水井,把2000多条山沟整成高标准梯田1520亩,粮食产量由互助组的亩产230斤提高到初级社的亩产400斤再提高到高级社的亩产550斤。[9]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对厉家寨人民改造自然、艰苦创业的伟大壮举做出了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作为先进典型,厉家寨经历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闪耀着精神的光辉。厉家寨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坚强的党组织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改变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局面,为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种精神是沂蒙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表现。

改革开放之后,沂蒙人民积极进取、改革创新,力争脱贫致富,让革命老区旧貌换新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九间棚村的创业事迹。九间棚村隶属于平邑县地方镇,坐落在沂蒙山区腹地海拔640米高的龙顶山上。改革开放之前,九间棚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山高涧陡,缺水没电,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从1984年开始,在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的带领下,九间棚人民架电线、修公路、建水池、引水上山,整治荒山2100亩,开垦坡地450亩,栽种果树2万棵。用五年的时间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典范,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九间棚精神传遍全国各地。九十年代以后,九间棚人民又立足山上农林果、山下办企业,先后在县城创办了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金银花茶厂等,建起了有5座住宅楼和办公楼的九间棚新村,全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进入新世纪,九间棚在发展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致力于金银花产业的发展。先后研发、推广了“九丰一号”和“北花一号”金银花,形成“良种研究选育、推广种植、干花购销、药品食品研发生产”的金银花全产业链企业。[10]九间棚村的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与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是相呼应的,是新时期沂蒙精神的又一表现形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沂蒙山区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沂蒙精神也准备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红色文化等多重文化因子的涵养之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熔铸之下,沂蒙人民必将谱出时代文化的最美华章。

综上所述,沂蒙精神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统儒家文化的仁爱、礼义是沂蒙精神的底色,它表现在沂蒙人民的深层心理结构与外在行为规范之中;蒙山沂水、齐鲁之间的地域文化培养了沂蒙精神的底气,齐地的东夷文化铸就了沂蒙精神开放、变革、创新的一面,鲁地的儒家文化铸就了沂蒙精神内敛、稳重、守成的一面,鲁文化与齐文化的相互交织,共同铸就了充满张力而又圆融一体的沂蒙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红色文化是沂蒙精神的内涵,沂蒙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热情与爱国情怀是沂蒙精神活的灵魂;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为沂蒙精神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时代文化活力。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推广地域文化、发扬红色文化、革新时代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1]习近平:《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2013年11月。

[2]何中华:《沂蒙精神及其当代价值》,临沂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3]王德厚:《沂蒙红嫂祖秀莲》,济南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4]关捷:《平凡的圣母——访红嫂原型明德英》,党史纵横,1995年第6期。

[5]薛建华:《沂蒙山脱贫致富的希望——宁家沟路子》,瞭望周刊,1992年第Z1期。

[6]苑朋欣:《渊子崖:与日寇血战到底的抗日楷模村》,党史博采(纪实),2009年第12期。

[7]丁凤云、黄宏:《沂蒙精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208页。

[8]傅家德:《沂蒙六姐妹》,中国民兵,1999年第4期。

[9]李世恩:《厉家寨,再当一个好例》,乡镇论坛,1993年第10期。

[10]鞠华栋、郝军:《沂蒙明珠——九间棚》,中国特产报,2012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