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哲学思维研究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  沈亚南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把沂蒙精神发扬光大。沂蒙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从哲学角度来分析沂蒙精神,有助于多层次、多角度探求沂蒙精神的本质。本文从实践与认识角度论述沂蒙精神是源自实践的过程,从唯物辩证法发展变化的角度论述沂蒙精神是一个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从整体与个体的角度论述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的集体贡献,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角度论述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将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沂蒙精神、哲学思维、新时代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沂蒙精神提供了重要启示。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哲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科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精神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的坚强支撑。哲学思维具有高度抽象化和系统理论化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的本质就是用哲学的方式来回答时代提出的各种课题,这就决定了哲学思维的现实指向性。“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2]因此,以哲学思维来分析沂蒙精神,可以多层次、多角度探求沂蒙精神的本质。

一、从实践与认识关系原理来看,沂蒙精神的产生是一个来源于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核心观点,正是以“实践”为研究问题的基点,由此揭示社会生活、人、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的本质。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类出现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这种科学的实践观回答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即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尤其是认识论的基础,实现了哲学认识的根本变革。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种科学的实践观也是一种根本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为我们正确认识人们的生活活动和存在方式提供了工具。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沂蒙精神根植于沂蒙大地,形成于沂蒙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各项实践活动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沂蒙人民艰辛付出,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沂蒙精神的内涵,最终形成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生产活动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实践的表现形式,这其中就包括管理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沂蒙精神最早发源于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体现着沂蒙人民顽强不屈、奋力抗争、保家卫国的革命精神。沂蒙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化为革命实践中的自觉行动。这种革命实践,又不断丰富着沂蒙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事业的认识。面对外来侵略和军阀混战,沂蒙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王尽美等为代表的优秀青年,成立党的地方组织,投身到革命实践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沂蒙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启发,纷纷加入到党组织中,沂水、苍山等地农民相继暴动。滨海、鲁中、鲁南等抗日根据地的成立,使沂蒙山区成为稳固的抗日后方。实践主体的情感和意志是其能力结构中的精神动力因素,它对主体实践活动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在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知、情、意相统一的整体,主体对客体的情感体验和意志努力,是决定实践活动的本质力量。沂蒙精神中“爱党爱军”的认识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从1938年山东省委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长达12年的革命斗争岁月里,据统计,蒙山沂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斗4000余次,在当时根据地42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10多万人血染疆场。[5]

人的头脑反映和把握物质世界的精神活动以及心理活动的总和构成了人的主观世界,人的意识活动之外的一切物质运动的总和构成客观世界。人的意识把客观世界中形成的认识反映到主观世界中,又通过实践活动把主观世界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改造、更新着客观世界。实践是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键节点,主体的心志状态是主观世界的外在表现。新中国成立后,沂蒙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中继续谱写着沂蒙精神新篇章。1955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批转莒南县委报告,在全省推行莒南县黄庄乡农业生产小段包工制度。莒南县王家坊前村“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靠大家的力量,自力更生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195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莒南县“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和经验材料上作出批示。莒南县厉家寨土地贫瘠,生产条件恶劣,当地群众鼓足干劲,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巨大转变,成为当时发扬沂蒙精神的典型。1957年,毛泽东同志作了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从此,厉家寨闻名全国,成为各地艰苦奋斗、改造自然的学习榜样。[6]这一时期,沂蒙人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把优良革命传统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沂蒙山区成为20世纪60年代全国农业先进地区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的无私奉献精神在这一时期得到传承和发扬,在生活最困难的1959年到1961年,沂蒙人民心系国家,交售公粮12.3亿公斤,比之前三年多交2.44亿公斤,同时还接收了6万余名灾民。为根治淮河,解除鲁南苏北水患,40万库区群众舍弃了自己的家园。这种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的精神,是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体现,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在建设新沂蒙的实践过程中,沂蒙人民的思想认识不断提升,谱写出大爱沂蒙的新篇章。

时代在向前发展,实践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必须不断深化认识,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新时期,沂蒙人民继续发扬沂蒙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巨大力量,实现了整体脱贫。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沂蒙山区经济发展缓慢,1984年沂蒙山区被列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正是在沂蒙精神的引领下,沂蒙山区的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老区人民,抓住机遇,深化改革,艰苦奋斗,到1995年底,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实现了沂蒙山区的整体脱贫,成为全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第一个实现整体脱贫的地区。[7]沂蒙精神成为促进沂蒙山区整体脱贫的强大精神力量,平邑县九间棚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九间棚村党支部9名党员带领群众发扬“团结奋斗、自力更生、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九间棚村精神,用5年的拼命实干改变了荒山秃岭、缺水没电的落后面貌。在与贫困作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沂蒙精神得到进一步丰富。这种实践活动具有自主性,“实践的自主性表现在,人通过实践不但能够认识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利用客观规律,使客观规律为人所用,达到物被人所掌握和占用的目的。”[8]在扶贫实践过程中,认识到缺乏脱贫致富的志气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临沂地区“扶志、扶本、扶班子”三管齐下相结合,用饱含着沂蒙人民英勇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沂蒙精神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沂蒙地区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沂蒙精神在实践中与党中央先后组织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弘扬沂蒙精神,践行群众路线”主题实践活动、干部群众“结亲连心”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真正把革命老区群众工作的优势发挥出来。在临沂市,沂蒙精神被纳入中心组理论学习必学内容,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纳入党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使沂蒙精神成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塑立。沂蒙地区还结合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使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发出耀眼光芒。

二、从唯物辩证法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沂蒙精神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与升华的过程。

辩证法是阐述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包括运动、变化、发展三个概念,其中发展是指前进的变化或进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9]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联系和发展两大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唯物辩证法所阐述的发展观,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相结合的一种概念和范畴。“发展是在运动、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物质世界运动的整体趋势和方向性的范畴。”[10]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发展指的是前进的变化或进化,其总体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沂蒙精神作为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精神体系,其形成的过程正是一个自我完善、不断发展、深化升华的过程。

每一历史时期的沂蒙精神都与前一历史时期有着历史继承性,在内容上主要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的水平,同时也保留着历史上形成的反映过去社会存在状况的意识材料。这个过程是根据新的发展实践对沂蒙精神进行补充、完善、发展的过程。由于这种历史继承性,沂蒙精神才得以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沂蒙地区有着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沂蒙精神起源于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沂蒙人民在建设新沂蒙的过程中,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的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同时不断将发展过程中的新品质注入到沂蒙精神中。1989年,山东省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山东第一次召开这样大规模的党建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提倡和发扬能够动员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献身四化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到各级各行业各单位,做到地区有地区精神,行业有行业精神,企业有企业精神,乡村有乡村精神。”同年,沂蒙精神首次被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沂蒙精神对于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克服困难产生重要的影响。1990年4月,在沂蒙精神报告团首场报告会上,又把沂蒙精神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在全省掀起了学习沂蒙精神热潮。报告中饱含着沂蒙人民坚定的政治信仰,体现着沂蒙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坚忍不拔、奋发进取的创业精神,折射出沂蒙人民顾全大局、勇于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1990年5月,临沂地委、行署作出《关于进一步弘扬沂蒙精神振兴沂蒙的决定》,指出沂蒙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坚信党的领导,热爱人民军队,为共产主义奋斗不息的崇高政治信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忍不拔、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顾全大局、为国分忧、勇于奉献、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念。”1997年召开的沂蒙精神座谈会将沂蒙精神的表述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此后,沂蒙精神一直沿用该表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沂蒙精神的内涵也是与时俱进、发展变化的,在这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沂蒙精神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本质属性是不变的。沂蒙精神是对井冈山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沂蒙精神本身也随着实践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化而在不断发展着。沂蒙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内涵受社会存在的变化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这是沂蒙精神作为活的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沂蒙精神也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存在,二者实现了良性循环,沂蒙精神不断丰富发展着,也推动着社会实践向前发展。

伴随着一系列沂蒙精神实践活动的开展,尤其是沂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沂蒙精神与党的建设、沂蒙精神弘扬工程等实践活动的开展,社会各界对沂蒙精神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沂蒙精神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2017年9月,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弘扬传承沂蒙精神”理论研讨会上,围绕沂蒙精神的内涵和特质、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启示作用、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会上,临沂市委提报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沂蒙精神内涵的再思考》,提出沂蒙精神内涵应该包括的元素为“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三、从整体与个体关系原理来看,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的集体贡献,是无数先进个体的精神概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的社会活动体现在个人相对独立的实践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主体是独立的主体。当把考察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一定地域时,就会形成社会主体。在社会主体中还包括以一定的形式组成的集体、团体、群体。“对社会主体结构的分析表明,在实践活动中,具体的主体不但同一定的客体发生着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而且主体和主体之间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们之间也发生着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11]在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既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局制约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影响,在内部还发生着不同主体间的社会交往和活动过程。唯物史观既确认人民群众的整体性,又承认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从个人的价值角度来看,每个人对社会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进步或反动,或积极或消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无数先进个体发挥各自作用的过程。

整体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沂蒙精神作为整体的意识是由一个个先进个体的精神概括而成的。沂蒙精神的产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民在血与火中的考验与锤炼,离不开沂蒙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脚踏实地与艰苦创业,离不开沂蒙人民在新时代的接力奋斗与锐意进取。任何一种伟大精神的产生,都是不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伟大的精神必有其根源,就沂蒙精神本身而言,沂蒙精神包含着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三者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构成了沂蒙精神的有机整体。沂蒙精神的分支众多,红嫂精神、支前精神、九间棚精神、沈泉庄精神等等,都是沂蒙精神的具体体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沂蒙精神有着各自的时代特点和外在表现形式,共同组成了沂蒙精神整体的伟大内涵。

从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来看,它是山东党政军与沂蒙人民血乳交融、生死与共、共同铸造的精神丰碑。在革命战争年代,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践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人民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极度困难的革命斗争条件下,这种革命意志越发坚定。抗日女英雄陈若克,面对敌人的屠刀,坚守自己的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怀抱刚出生的孩子慷慨就义,年仅22岁;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为了挽救党的机密文件,放弃逃生的希望,被捕后经受酷刑仍不放弃理想信念,就义前仍在宣传抗战;年仅23岁的革命烈士吕宝兰,被捕后被敌人百般折磨始终威武不屈,在牺牲前仍高呼革命口号,展示了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还有蒙阴大崮山保卫战战斗群体、沂南和尚崮战斗群体、平邑苏家崮战斗群体、沂水对崮山战斗群体等等,革命先烈用生命诠释什么是民族大义,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自己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是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直接原因。

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沂蒙人民,它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沂蒙精神是一种群体意识,这个群体中包括沂蒙党政军,更多的是千千万万的沂蒙人民。沂蒙精神的鲜明特质就是人民性和群众性,凸显的是沂蒙人民的精神之魂,集中体现了沂蒙人民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参观沂蒙精神展,听取沂蒙地区革命战争历史介绍。他深情地说,“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这些感人事迹,是沂蒙人民英勇战斗、参军支前、对党和人民军队无比热爱的生动写照。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不畏顽敌、浴血奋战的抗日模范村,这其中就有临沭县曹庄镇西山前村。这个仅有800多口人的村庄,用鲜血和生命与近2000名日伪军血战一天,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打死打伤日伪军100余人,50余名自卫团员、乡分队队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整个村庄被战火夷成废墟,房屋粮草被烧光,牲畜财物被洗劫一空。西山前村人民浴血抗击日寇的英雄壮举并不是个例,还有全国抗日楷模村渊子崖村、顽强抗敌的东流村等等;在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用自己的顽强拼搏、视死如归、无私奉献给沂蒙精神作了响亮的注解。这其中就包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抚养革命后代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用瘦弱的肩膀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人桥的李桂英妇女英雄群体等沂蒙精神的培育者和引领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厉家寨、王家坊前村、高家柳沟村为代表的沂蒙人民,又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建设时期的巨大成就。涌现出“两个肩膀一双手,龙顶山上写春秋”的刘家坤,“不谋私利求奉献,甘将余热献乡亲”的阎维深,“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杨振刚,“永远记住自己是共产党员”的卢翠秀,“为了企业腾飞甘愿舍小家”的刘洪明等先进人物;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沈泉庄、九间棚村等为代表的沂蒙人民,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改变了沂蒙山区贫穷落后的面貌。涌现出孙永胜、王金法、黄家斌、高树阁、刘丽芳等先进典型;进入新时代,沂蒙地区又涌现出了“时代楷模”张楠、赵志全,“最美拥军人物”于爱梅,“新时期的沂蒙红嫂”朱呈镕,“部队优秀基层党代表”李晓钰等模范人物,沂蒙精神在这些先进个体身上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扬。像这样的先进个体还有许多,是这些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沂蒙人民,将沂蒙精神的内涵不断发扬光大,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给沂蒙精神作出响亮的注解。

四、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原理来看,沂蒙精神在新时代将发挥更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意识是人脑的产物,是人脑的特有机能。意识不会凭空产生,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应。“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2]意识存在于人类个体头脑中,是一种精神现象。当人的意识进一步分化,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成为人们的共同意识时,就出现了社会意识。随着人类劳动、思维能力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在社会意识传播的过程中,又分化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的观念结构。沂蒙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沂蒙人民淳朴善良、刚直重义的高尚品格;沂蒙地区深厚的文化传统,提供给沂蒙人民勤劳善良、勇于进取的精神食粮;沂蒙地区遭受的挫折磨难,锤炼了沂蒙人民敢于牺牲、永不言败的进取精神;沂蒙地区发展的伟大实践,造就了沂蒙人民开拓奋进、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

沂蒙精神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当前之所以要大力提倡并弘扬沂蒙精神,是由中华民族的优良政治素质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13]在社会意识领域,哲学可以解释、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这种功能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哲学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更加深刻,带来的是深层次的、本质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一时代的意识形态之间,在许多相互区别的具体特点背后,总有一些共同的内容,有统一的历史面貌。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在内容上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形式上相互交叉、相互为用,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诸种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通过相互联合、相互辅助来实现的。诸种意识形态各有特点,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了文化结构的整体,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14]

沂蒙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对个人和群体活动的调控方面,通过对个人意识、群体意识的影响来实现,突出表现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活动、指导人们的行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实际掌握这种社会意识的群众的数量和践行程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15]只有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厚的道德滋养。实践证明,单靠一种社会意识很难广泛、深远地影响社会存在,只有与其他社会意识共同作用,才能形成促进社会形态巩固、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强大的社会精神力量,在更深的层次影响社会存在。

沂蒙精神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又是具有广泛的普遍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沂蒙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沂蒙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在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其不同的内容和作用,但由于它们的基础和来源都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当它们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时,在内容上必然相互关联、相互补充。”[16]在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的革命战争年代,产生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沂蒙精神所体现的崇高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先进意识、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同中国革命精神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是中国革命精神在沂蒙大地的具体体现。沂蒙精神是沂蒙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也是沂蒙人民精神上的宝贵财富。沂蒙精神在促进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把沂蒙革命老区所蕴含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继承好、发扬好,是我们的重大政治和历史责任。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心系人民群众,始终做到尽责担当,始终坚持严格自律,让沂蒙精神闪耀出时代的光芒,为开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沂蒙精神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成为沂蒙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不竭动力。同时,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来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沂蒙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发全国人民尤其是齐鲁儿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起到十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精神指引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5]胡晓青:沂蒙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人民政协报》2017-08-24期09版。

[6]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八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7页。

[7]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编年史》第十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

[8]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

[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10]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11]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第32页。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8-279页。

[14]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15]习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16]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