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1897年6月13日生于克拉科夫（原属奥地利，现属波兰）。后到德国读大学，参加过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医药部门工作，因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被捕入狱，战后获释。加入德国共产党后，他在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报社工作，并以海因兹·莫勒为笔名，在德国、英国和美国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此后，他去过苏联，见过列宁和斯大林。

1925年至1927年，希伯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与弗·林哈德一起，担任英文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曾发表过《论马克思对中国的评论》等文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而离职，回到欧洲。翌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的笔名，用德文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热情洋溢地赞颂了中国革命，并宣称：“这本书献给这次革命及其英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1932年秋，希伯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和一些外国人成立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都是这个小级的成员。这期间，他在德国《世界舞台》上发表了《殖民地中国》一文，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和蒋介石镇压革命的行径。1934年，希伯一度回欧洲，半年后再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了中国的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他多次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指出英国对日妥协和美国两面政策的严重后果，明确提出组织反侵略阵线的主张。   

“七·七”事变后，希伯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正越战越强》等文章，还到处筹募、购买医疗用品，由他化装成德国医生，他的夫人秋迪女士化装成护士，送往敌占区新四军交通站。

1938年春，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和协助下到了延安，毛泽东同志亲切地接见了他，并进行了恳谈。1939年二三月间，他又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和叶挺将军，听取过周恩来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3月14日，新四军军部欢送周恩来西上，希伯应邀参加，合影留念。回到上海，希伯撰写了一批关于新四军发动群众、团结抗战的报道，先后发表在一些欧美报刊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希伯先后在《美亚评论》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和《中国的内战磨擦有助于日本》，指出蒋介石的反共活动，最终将使国民党中国置于日本统治之下。这年5月，希伯偕夫人秋迪到苏北采访，先后会见过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他把采访所得，整理成一部约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写了《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等报道。

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于1941年9月间，在新四军的护送下，由苏北到达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与罗荣桓、朱瑞和黎玉等同志会面，山东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于10月4日举行盛大茶会欢迎他。他在会上表示：“一定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导给全世界人民。”希伯在山东鲁南抗日根据地每天都忙碌地进行采访。他访问的对象非常广泛，既有八路军指战员、各级地方干部，又有普通群众，他甚至访问了一些日本战俘，参加了各种集会，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先后写出了通讯《在日本占领区的旅行》和《八路军在山东》、《为收复山东而斗争》两个长篇报告。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中国的抗战能坚持到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1941年11月初，日寇纠集了5万余众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残酷大“扫荡”。在紧张的反“扫荡”战斗中，部队有时连续行军近百公里，一天打几次遭遇战，希伯不顾疲劳，仍随时执笔为文。部队首长考虑到他的安全，曾几次决定护送他到安全地带去，都被他谢绝。

5日，日军3万余人，配有飞机、大炮、坦克，向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沂南县留田村合围，情况十分紧急。在罗荣桓政委的指挥下，我方领导机关由特务营掩护，利用夜晚从留田朝着敌人的大本营临沂城方向突围，结果一枪未放，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安全到达费县东部黄埠前。希伯亲自参加了这次突围，他不顾一夜疲劳，立即写了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通讯，发表在《战士报》上，文章盛赞罗荣桓政委指挥“神奇”，对敌人进行了无情的嘲笑。

11月30日晨，希伯所在的二梯队，在东蒙山中的大青山与敌人遭遇。日军一个混成旅将我二梯队重重包围。当时我方仅有一一五师一个连，其余都是战工会的干部和抗大一分校的学员，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和民兵，我指战员和蒙山独立支队同敌人展开了决死战斗。希伯也和大家一样，英勇顽强地持枪射击敌人，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44岁。